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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驚訝于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對于北大大刀闊斧的改革，每一項措施幾乎都是一步到位。這跟蔡元培的資歷有很大的關系，不過，即使蔡元培這樣的老資歷，也存在壓力。他的壓力來自保守主義陣營。

　　林紓是當時保守派最有影響的代表。林紓雖然不懂英文，但是憑借助手的幫助，翻譯了大量的歐美小說，《茶花女》是其中最有影響的一部，“可憐一部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但是林紓對于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與其說主動出擊，倒不如說是被動應戰。

　　新文化陣營中的人們干勁十足，但是覺得缺少關注。他們需要一個靶子。

　　林紓被他們選中。

　　1918年3月15日，錢玄同化名“王敬軒”，以舊派文人的口吻寫了一封致《新青年》編者的信，信中對林紓充滿褒揚之辭，并對《新青年》做出批評。隨后，劉半農對此信做出答復，逐一反駁，極盡刻薄。

　　林紓開始還手。1919年2月和3月，林紓在上海的《新申報》發表兩篇短篇小說，影射蔡元培、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人，其中的一篇《荊生》，被寫入歷史教材。林紓從此成了反面人物。不過，林紓后來在報紙撰文，承認那兩篇故事具有侮辱性，并向蔡元培等人道歉。這種態度受到了新文化陣營中陳獨秀的贊揚。

　　1919年3月18日，林紓還給蔡元培寫過一封后來廣為人知的信，指責北大“覆孔孟、鏟倫常”。同一天，蔡元培給林紓回了一封長信，后來被人廣泛征引。在那封信中，蔡元培說：“對于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

　　但是縱覽蔡元培回信的原文就會發現，即使是蔡元培，在面對舊陣營指責的時候，也有閃爍其詞的地方。比如他否認或縮小新文化運動的教授們所提倡的東西。對此，周策縱先生在其名著《五四運動》中分析：在那種環境下，即在落后的軍閥政府統治下和在保守勢力大規模的進攻面前，蔡的答復最重要的目的是使大學免受政府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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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林紓不會讓蔡元培產生如此的顧慮。讓蔡元培感受到壓力的，是當時林紓所代表的保守勢力。

　　早在民國初造之時，許多出身于清室的軍政要人即使在進入民國體制之后，仍然公開表示效忠清朝。比如新疆都督袁大化拒絕廢除頂戴，自稱為都督兼巡撫部院；甘肅都督趙惟熙不但自己保留辮子，還禁止他屬下的人民剪掉辮子；馮國璋任禁衛軍軍統時，因恐“兩宮觸目生悲”，下令禁止北京南苑人民懸掛國旗；最有名的，當屬張勛的辮子軍……如此等等。

　　1914年，社會上帝制復辟的氣息空前濃厚。當時，兩種不同的帝制派同時出現，一種是主張擁戴袁世凱做新皇帝的袁黨，另一種則是主張清朝復辟的前清遺老。

　　袁世凱對于這種復辟的主張采取了縱容態度。對于袁世凱稱帝最積極的，是他的兒子袁克定和以楊度為首的“籌安六君子”。

　　1915年初，梁啟超收到袁克定的請帖，請他到湯山參加春宴。梁啟超到達之后，發現只有主人和楊度一個客人在場，不免感到驚訝。袁克定對此的解釋是：“今天沒有邀請外客，我們好隨便聊天。”進入話題之后，袁克定似有意又似無意地問梁：“進來輿論都說共和制度不適合國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見？”這一問來得突然，讓梁啟超感覺到了袁氏父子帝制自為的企圖，半晌才回答：“我生平只研究政體而很少研究國體。”

　　6月，梁啟超到南京拜訪馮國璋，馮是同時和梁與袁來往密切的人物，梁啟超企圖通過馮國璋打探袁世凱的真實意圖。6月27日，兩人同時到了北京，馮國璋一連三次謁見袁世凱，每次談到帝制問題，袁世凱都堅決地予以否認。

　　但是在之后的12月31日，袁世凱在各種“請愿團”的“敦促”之下，正式下令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改總統府為新華宮。袁世凱終于當上了皇帝。

　　但是在當時的社會精英層面，共和體制已經深入人心。這種現象與底層社會渴望“皇帝”的心理形成鮮明對比，正好符合余英時先生關于“大傳統”與“小傳統”相交激蕩的歷史斷論。

　　袁世凱稱帝，開了歷史倒車。各地反袁勢力紛紛揭竿而起。1916年3月23日，袁世凱為了保住自己的總統地位，不得不宣布廢除帝制。短命的洪憲帝制，前后只存在了83天。

　　雖然保住了總統地位，但袁世凱大勢已去，6月6日，袁世凱死了，臨終前，他給自己寫了一副挽聯：“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像是為自己辯護。有好事史家認為，在當時日本對中國步步緊逼的情勢下，袁世凱帝制自為，是想通過稱帝集結中國當時散亂的權力布局，以達到與日本抗衡的目的。

　　袁世凱死后，黎元洪繼任總統，但是實際權力則掌握在內閣總理段祺瑞手中。而段祺瑞的參謀長徐樹錚，正是林紓小說《荊生》中“偉丈夫”的原型。

　　新思想與舊勢力，開始短兵相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