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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條”的消息迅速傳到了國外。

　　《中國學生月刊》——當時留美學生的聲音主要通過這個雜志傳達出來，在這份雜志的3月號上，幾乎用了所有的篇幅來討論“二十一條”。

　　中國留學生群情激奮，正如其中的一篇社論說的那樣：“我們必須依照民族的最高利益去行動，如果有必要的話不惜犧牲性命。……中國需要人才比任何其他東西都更為迫切……因而我們的職責十分明確：返回祖國！”甚至有些學生想在暑假期間到美國軍部主辦的軍事營地去受訓。

　　胡適沒有跟隨這種潮流，他那時候正擔任《中國學生月刊》的編輯。胡適寫了一封《給全體中國同學的一封公開信》，號召大家保持“愛國的清醒頭腦”。胡適說，作為學生，當時的任務“就是讀書”“好好準備自己”，“等到我們的國家克服這個危機以后——我們深信她必能克服這個危機——好去幫助她進步”。胡適甚至說：“或者，如果必要的話，去使她從死亡里復活過來。”

　　胡適給自己招來一片罵聲。立刻有文章反駁胡適的建議不是什么“愛國的清醒”，而是“不愛國的糊涂”。胡適身邊的同學更加直接地給了他一個稱呼：“賣國賊”。

　　但是胡適對自己的判斷充滿信心。半年后，胡適寫道：“新潮之來不可止”，預言即將到來的文學革命。而他自己在一年之后則做了這場革命的領(lǐng)導者。

　　“二十一條”簽訂之后，在留學生歸國的熱潮當中，因為參與反袁“二次革命”失敗，流亡到日本的陳獨秀在1915年夏天回到了上海。9月15日，他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青年雜志》，后來改名為《新青年》。

　　在那篇膾炙人口的發(fā)刊詞《敬告青年》中，陳獨秀給當時的青年們提出了6條行為原則：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這份雜志讓遠在美國的胡適感到耳目一新，他把自己關(guān)于文學革命的想法寄給了陳獨秀。然后，以《文學改良芻議》的標題發(fā)表在《新青年》上，誰也沒有想到，這篇語氣平和的文章，竟然在那個時代掀起了巨浪狂風，成為白話文運動的第一炮。

　　不過，正像陳獨秀后來總結(jié)的那樣：(胡)態(tài)度太平和了，若照他這個態(tài)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jīng)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了這個太持重的缺點……當日若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

　　其時，陳獨秀的主要活動還主要集中在上海。國內(nèi)外新知識分子的頭面人物如吳稚暉、胡適、李大釗、劉半農(nóng)等人之間的聯(lián)系還不是十分密切。

　　這一切，到了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之后才有了改變。蔡元培出掌北大之后，把陳獨秀拉進了北大的陣營，胡適也“如今我們回來了”。在進入北大之前，陳獨秀已經(jīng)和易白沙、吳虞等人形成了反儒教的觀點，并且把自己的信條歸結(jié)成兩條：德先生和賽先生。

　　蔡元培擔綱北大之后，北大呈現(xiàn)出了新氣象。1918年冬天，一幫既有新思想又有活動能力的學生創(chuàng)辦了一份《新潮》雜志。那幫學生，如羅家倫、傅斯年等人，后來大多數(shù)成了五四運動的帶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