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廣州站”是簡體還是繁體，成了一個政治問題

　　簡化字改革受到了普遍歡迎，尤其是初學者。今年63歲的何菊香是湖南漢壽的一個農民，他到現在還記得他上學第一課的課文是“開學了”。課文內容很好理解，但是他怎么也學不會那個繁體的“學”字，為此還挨了老師不少板子。后來當老師告訴他“開學”可以寫成“開學”時，他非常高興，心想以后可以不挨老師的板子了。

　　同時，簡體字也給當時的掃盲工作帶來福音。何菊香記得，解放初村里識字的人不多，小時候，他經常看到許多鄉親托出門的人給鄰村的親戚朋友帶口信，問候平安。他說：“那時，大家都不識字，沒人會寫信，所以只能靠口信來互相問候。”他甚至還記得村里有一個老秀才專門替人寫書信來謀生，“就一張桌子，上面有個招牌：代寫書信，生意還很忙，村里很多人都去找他。”

　　“雖然簡化字受到普遍的歡迎，但是并非沒有批評，有些知識分子對簡化字還是有抵觸情緒，如我的老師唐蘭先生就對簡化字持反對態度。”中山大學教授曾憲通說，1957年唐蘭在參加一次文字改革學術座談會，在會上他對簡體字提出了不同意見，后來因為這個意見唐蘭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多次檢討和表態才過關。

　　對簡體字持保留態度的還有陳寅恪和錢鐘書。據錢鐘書的學生回憶，錢鐘書至死不認錢“鐘”書，只認錢“鍾”書，他的《管錐編》也一定要用繁體字出版。筆者曾見過一套三聯出版的有簡體字版的《錢鐘書集》，在其出版說明中有這樣一句：《談藝錄》、《管錐編》因作者不同意出簡體字版而未出簡體字版。同樣堅持繁體出版的還有陳寅恪，他在臨死還要留下遺囑，他的作品不能用簡體字出版，一定要用繁體而且要豎排。

　　在吳宓的詩文中，很多人都讀到過這樣的詩句：“嚼字今來不識字，掃盲我老竟成盲”，即感慨自簡體字推行之后，他這位中文系的教授竟然變成了文盲，成為需要掃盲的對象。在公開場合他只能奉令而行，但在私人領域，他從不使用簡體字。據吳宓幼女吳學昭回憶，吳宓沒有像好友陳寅恪那樣留下遺言其著作必須以繁體字直排，但他畢生都使用繁體字，并且也要求家人和好友、學生寫給他的書信都必須用繁體字，“否則不讀不復”。

　　作為一個學術問題，漢字的繁簡之爭本來是可以討論的，但是由于最高政治領導的介入和表態，文字改革被政治化。甚至于簡體字成為了一個政治標識物，說到簡體字就一定要說是正確的，一定要贊成簡體字方案，不然就是政治立場有問題。新月詩人古文字學家陳夢家在不同的公開場合對文字改革發表批評意見，并且在報刊撰文表示反對簡化字，這些近乎于天真的舉動讓他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乃至生命。1957年，陳夢家沉浸在百家爭鳴的興奮里，沒有覺察當時的風向。“反右”斗爭拉開序幕，“反對文字改革”成了陳夢家的罪行之一，他被劃成“右派分子”后，對他的懲罰是“降級使用”，“文革”開始，因不堪忍受折磨，陳夢家自縊身亡。

　　“在一段時間內，不僅在大陸簡體字被政治化，在臺灣簡體字也同樣成為了一個政治符號。”曾憲通說。自大陸開始推行簡化字之后，國民黨當局便開始將簡化漢字斥為“忘本賣國”等，并始終對文字嚴加管控，堅持使用繁體字，禁用簡體字，將其視為意識形態問題。一時間，簡化字在臺灣成為洪水猛獸，人人忌談并成為了一個政治符號。不過與大陸相反的是，在臺灣提議簡化漢字，甚至是寫簡體字的人都要被戴上政治帽子。“所以，80年代末，兩岸剛剛開始往來之初，臺灣民眾，面對簡體字，幾乎完全不能解讀其意。”

　　出生于新加坡的華人教授王潤生60年代在臺灣有一次驚險的經歷，據他回憶，1962年他第一次去臺灣留學，從新加坡飛抵臺灣松山國際機場，進海關時，他行李箱里面的十多本簡體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全部被沒收。他回憶說，他當時完全不知道五四時期的作家，即使不是左派作家如郁達夫、冰心等人的小說也是禁書，更不必說簡體字的書了。不過幸運的是，他沒有被拘留拷問，“在1960年代，算是很大方了。”王潤生感慨說。

　　直到1983年，臺灣政府還把簡體字視為政治風向標。王潤生還有一次比較有趣的經驗，1983年，臺灣清華大學準備聘請他擔任客座教授，讓他先寄一份簡歷以便辦理聘任手續。王潤生隨手寄出了一份用中文打字機打的簡體字履歷表，結果臺灣清華大學拖延了很久才將聘書寄給他。過了很多年，王潤生才知道，原來是那份簡體字的履歷表犯了大忌，臺灣當局需要經過調查，才批準這一聘任。

　　“大陸將繁體字政治化的思維在80年代初也還有遺留。”曾憲通回憶說，廣州火車站剛建成時“廣州站”三個大字用的是繁體，“火車站方面認為繁體的‘廣’字要漂亮些。”廣州站用繁體題寫的消息不知怎么傳到了國家語委那里，有關人員覺得這個事情非常重要，政治立場有問題。于是，國家語委下文給廣州市政府，文件中嚴厲地指出這種做法是復興繁體字，要求立即改用簡體字。接到文件后，市政府有關領導馬上叫火車站負責人更換，但該名負責人則說，現在已經掛上去了，花了30多萬，如果要換的話太浪費，時間也來不及。于是，為了這三個大字，廣州市政府專門成立了一個調查處理小組，曾憲通當時是小組成員之一。

　　調查組來到火車站之后發現繁體的“廣州站”三個確實已經做好，要拆掉重做確實有困難。進退兩難之中，有一個小組成員發現在火車站后面的側門上也掛有“廣州站”三個大字，簡體字書寫，一問，原來是郭沫若題寫的。于是“我們提議將郭沫若的這個題詞換到前面來，廣州市政府同意了這一建議，才成為現在這個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