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兩會上，全國政協(xié)委員、天津市僑聯(lián)副主席潘慶林向大會提交了“用10年時間廢除簡體漢字”的建議，該建議經(jīng)媒體披露后，在全社會引起熱議，并由此而引發(fā)了一場激烈的繁簡之爭。反對這一建議的人認為，廢除簡體字是社會的倒退，是瞎折騰。也有人力挺這一建議，認為恢復繁體字讓大中華有凝聚力。

　　其實，漢字簡繁之爭早在一年前就已開始，潘慶林也不是第一個提出“廢除簡體字”建議的人。2008年3月2日，《中華文學選刊》執(zhí)行主編王干以《五十年內(nèi)，廢除簡化字如何》為題寫了篇博客，并在此后相繼貼出《簡化字是資源匱乏的產(chǎn)物》、《簡化字是“山寨版”漢字》等博文，拋出廢除簡化字的觀點。而在去年的兩會上，宋祖英、關(guān)牧村等21名文藝界的政協(xié)委員也發(fā)出了“振興繁體字”的聲音，聯(lián)名提交了一份《小學增設(shè)繁體字教育的提案》。而這些博文和提案也同樣受到了很多非議，在這些反對者中也不乏重量級的人物。

　　簡化字自推出迄今，已有50多年，今天我們幾乎每一個人都在自如地使用和閱讀著簡化漢字，但對于簡化字的爭論自從它推出以來就已經(jīng)開始，它甚至在某一段特殊的歷史時期成為一種政治符號和政治標識。

　　回顧漢字改革的歷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在它的身上承載了中國知識分子太多的夢想。

　　1第二次簡化只推行了半年

　　“1956年1月1日全國報刊實行橫排，許多繁體字也改為簡體字。”時隔50多年，中山大學古文字學家曾憲通對這個特殊的日子仍能脫口而出。

　　70多歲的曾憲通教授當時還是中山大學一名入學不久的學生，在那一天，他翻開報紙發(fā)現(xiàn)字的順序全變了，很多繁體字也變?yōu)榱撕嗴w字，而他清晰記得自己在入學填表時用的還是繁體字。“我翻開報紙一看，一些字早就在我們的手寫中流行，讀起來一點兒也不困難。我們當時覺得轉(zhuǎn)換很自然，并不像有些人說的改用簡體字我們都變成文盲了。”

　　“當時的文字改革是很慎重的，是在政治領(lǐng)導人的直接領(lǐng)導下進行的，當時的文字改革委員會是國務院直屬機構(gòu)，由國務院直接領(lǐng)導。”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語文現(xiàn)代化會長蘇培成告訴記者。

　　建國后文字改革的直接推動者是“中共五老”之一的吳玉章。1949年5月，一直致力于文字改革的語言學家黎錦熙聯(lián)名多所高校的語言文字學家向吳玉章建議成立一個文學改革研究會，以恢復文字改革工作。而早在延安時期，吳玉章就一直熱心于文字改革，并與中共早期領(lǐng)導人瞿秋白在解放區(qū)實行過漢字拉丁化的文字改革。不久，吳玉章便給當時的中央領(lǐng)導人劉少奇寫信，希望能夠成立一個文字改革研究會，專門研究文字改革工作。

　　對于吳玉章的建議，劉少奇回信說，可以組織這樣一個團體，但是不能僅限于新文字，漢字簡體字也應該要研究整理，以便大眾應用。1949年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xié)會成立，吳玉章為常務理事會主席，它就是后來設(shè)立的國務院直屬機關(guān)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前身。

　　協(xié)會成立后，人們對創(chuàng)立新文字的熱情卻遠遠高過對漢字的整理和簡化。記者在一本1950年出版的《中國語文問題論文輯要》中看到，全書50多篇文章中，涉及漢字簡化的只有6篇，其他的基本都是關(guān)于新文字的研究。而文字改革協(xié)會成立不到半年，就收到近百種新文字方案，而漢字的整理和簡化方案則“門庭冷落”。

　　這種狀況直到毛澤東對文字改革有明確表態(tài)才有所改變。1950年5月1日，毛澤東致信第一師范時的同學蔣竹如說：“兄作語文學研究，提出不同意見，我雖未能同意，但辯論總是會有益的。拼音文字是較便利的一種文字形式。漢字太繁難，目前只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毛澤東的回信給建國后的文字改革方向一錘定音，即目前文字改革只作簡化改革，至此簡化字的整理和選定工作才真正開始。

　　反對簡體字的網(wǎng)民認為漢字簡化得毫無道理，是學者的“胡編亂造”，他們甚至編了幾句歌謠來反對簡體字：“愛無心”(愛)、“龜無腳”(龜)、“龍匕首”(龍)、“門開裂”(門)、“廠倒閉”(廠)、“燈白丁”(燈)等等。對于這些對簡體字類似于惡搞的批評，蘇培成表示，其實這是一種誤解，1956年的漢字簡化基本上是采取“述而不作”及“約定俗成”的原則，也就是說，只是把民間一直在使用且范圍比較廣泛的簡體字搜集起來加以整理和公布，“而并不是少數(shù)學者的閉門造車。”

　　1952年3月，“漢字簡化表”第一稿擬出，選定簡體字700個，但毛澤東看過后卻很不滿意，認為700個簡體字還不夠簡，字的數(shù)量也要減少，一個字要能代替幾個字。根據(jù)毛澤東的意見，1953年底文改會擬出第二稿，但這次又被退回，理由是簡體字字數(shù)太少。兩個月之后，第三稿擬出，收錄1600多個簡體字。這一稿引來多方關(guān)注，反映最強烈的是印刷部門。50多年前，印刷還是鉛字排版，一下子公布1600多個簡體字，就意味著印刷廠要改1600多個銅模。加之每個漢字都有各種字號和宋體、仿宋、楷體等各種字體，要改的銅模數(shù)量就更多了。當時，全國能刻模坯的工人只有20人，每個工人每天只能刻十幾個模坯。短時間內(nèi)改動這么多銅模幾乎是不可能的。此后文改會又根據(jù)各方意見對簡化方案反復更改幾稿，直到1955年10月，方案才得以通過。最終《漢字簡化方案》確定了517個簡化字，分四批推行。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個簡化字在《人民日報》予以公布，正式在全國推行。

　　現(xiàn)在我們經(jīng)常能在一些40、50歲左右中年人手寫的便條中看到一些缺胳膊少腿、奇形怪狀的字，如“上亍”、“仃車”、“干卩”、“豆付”等等(實為“上街”、“停車”、“干部”、“豆腐”)，對這些字我們都需要費勁猜測才能大約明白什么意思。這些字并不是這些人文化水平低而寫的別字，實際上它們是建國后第二次文字簡化后的簡體字。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向社會公布，共收入簡體字848個。這次簡化字在簡化字形的同時，還精簡了漢字的數(shù)量，如“齡”簡為“令”，“幫”簡為“邦”，“副”、“傅”、“腐”簡為“付”，“街”簡為“亍”，“停”簡為“仃”，“舞”簡為“午”等。但這次簡化字的推行卻并不成功，遭到了很多人的強烈反對。周有光、王力、胡愈之等人批評這種文字比例失調(diào)，難看之極，一味追求簡單而失去了漢字的風貌。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駱玉明記得，自己當時曾發(fā)表過一篇研究陸游的論文，陸游的游是寫成“氵”加“尤”的。“那一次實在太過，不像漢字了，而且簡化得毫無道理”。半年之后，即1978年7月，《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停止試用這批簡化字。公開解釋是《草案》是“試用”，“試用并不等于正式推行”，“現(xiàn)在，《草案》已進入修訂階段，大規(guī)模的試用可以告一段落，所以在報刊上就停止試用了。

　　對于建國后的第二次漢字簡化，蘇培成表示，這批字之所以受到詬病的關(guān)鍵是為簡而簡，人為新造了很多字，普遍性不強。“而且方案的擬定和公布過程非常倉促，不像‘一簡’那么慎重，很不成熟，所以它最后的被廢止也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