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寫作]一邊是苦旅 一邊是頑主

　　核心提示：余秋雨和《收獲》的副主編李小林是大學同班同學，1987年李小林收到余秋雨寄來的兩篇散文，當時身為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的余秋雨正在西北作考察，在信中余秋雨說他走的是文化苦旅。

　　《收獲》在1980年代末的一個亮點是專欄的推出，這其中不能不說到余秋雨。

　　余秋雨和《收獲》的副主編李小林是大學同班同學，1987年李小林收到余秋雨寄來的兩篇散文，當時身為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的余秋雨正在西北作考察，在信中余秋雨說他走的是文化苦旅。

　　1988年第1期，《收獲》開散文專欄《文化苦旅》，發表的第一篇是《陽關雪》。余秋雨后來回憶道：“我就這樣邊想邊走，走得又黑又瘦，讓唐朝的煙塵宋朝的風洗去了最后一點少年英氣，疲憊地伏在邊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聽郵筒的所在，把剛剛寫下的那點東西寄走。走一程寄一篇，逛到國外也是如此，這便成了《收獲》上的那個專欄……”

　　《收獲》副主編程永新回憶說：“當時，余秋雨還擔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各種社會活動比較多。面對李小林的‘催逼’，余秋雨是苦不堪言。但是，由于他們是老同學，余秋雨也不好發脾氣。到后來，我們覺得他越寫越好了，用行話說，他寫開了。一開始的時候，他寫得比較緊，不灑脫，不放松。到后來則達到了一種比較松弛的狀態。這么兩三年寫下來以后，讀者反映也越來越好。”在與《收獲》長達七年的合作中，余秋雨相繼開設了《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天話語》、《舊城迷藏》等專欄，但《文化苦旅》對于《收獲》和余秋雨都有著開拓性的意義。《文化苦旅》結集出版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都是文學暢銷書。

　　“文化苦旅”成為余秋雨代名詞，他也因此成為大眾和媒體追逐的對象，然后是數不盡的爭議。

　　對于王朔在《收獲》的亮相，程永新回憶說：“1980年代的時候，我們當編輯的，經常會自覺地翻閱其他雜志，當時隨便翻到《當代》上的一篇小說《空中小姐》，我覺得很好看，作者很會講故事。要說這個小說有多么的深刻，多么的了不起也不是，但非常吸引人看下去。我覺得當時中國具備這種敘事魅力的作家其實不多。所以我就通過《當代》給他寫信，向他約稿。我覺得敘述魅力是一種天賦，雖然通過培訓也能將這種技能發揮出來，但更多的是小說家應該具備的天賦。我現在記不清他是否當時就給我回信，我現在正在編一本書，其中有作家的書信來往，我看了一下，王朔當時跟我的信件來往還是很多的。《頑主》則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后寄給我的，我記得，我們是探討過這個小說的，個別的地方請他稍微修改了一下。我的印象中，他跟我們的合作沒有大的問題，只有個別的細微變動，比如某些句子的調整。只是當初的題目叫《五花肉》，俗是一個方面，我覺得它跟小說不貼。所以請他再想想。……我們希望他再起一個名字。后來他起了三個名字，我們選中了《頑主》。小說描寫的幾個人物十分詼諧，幽默，我們覺得這個名字和他們的語言方式很合適。一個好的名字可以勾起人閱讀的欲望。

　　鏈接

　　王朔談《收獲》

　　我倒是覺得《收獲》在當時的那些刊物中，是比較尊重作者的。我不知道這些老刊物以前是不是勁勁的。反正我的稿子寄去了，《收獲》它不會來信說讓你加上個光明的尾巴。從《頑主》開始，就沒人再要求我加什么尾巴了，沒人這么說了。其實在這之前，寫《一半火焰……》的時候，我給了《十月》，《十月》這樣的刊物都跟我講，你的這個故事就這么完了？你這個人物得學好呀！到了《收獲》時，我才開始感到一種寫作的自由的快樂。嗨，可以沒人管了！想怎么寫就怎么寫了，而且這東西出來了以后，甚至還有些人叫好。當然，《頑主》發出后，我聽到的第一反響是認為不好，是那幫看言情的讀者，一看這不是寫一幫流氓嗎？怎么能這么寫？你王朔的小說不好看了，我們從此不看你的東西啦。后來又有一幫男讀者說啦，唉，還是這個有意思。

　　(在《收獲》發表之后)那個時候，我覺得，自信呀，自我意識呀和自由度也是相關的，你的自由度越大，你當然就可以更自我一點兒，到后來慢慢就放開了……其實這種是特別具體的。那時我才不到三十歲，二十多歲，還是有一種很單純的東西。

　　[30年寫作]現代性困惑與身份認同

　　核心提示：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是，1980年代初，在“知青”與“傷痕文學”之后，一個影響深遠的文學流派是“尋根文學”的崛起，這一群體的代表作品最初出現時雖然在《收獲》的視野之外——但有意思的是，這一群體的部分重要作家卻與《收獲》編輯相關

　　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是，1980年代初，在“知青”與“傷痕文學”之后，一個影響深遠的文學流派是“尋根文學”的崛起，這一群體的代表作品最初出現時雖然在《收獲》的視野之外——但有意思的是，這一群體的部分重要作家卻與《收獲》編輯相關，阿城的《棋王》即是由現任《收獲》副主編肖元敏編輯的(時任《上海文字》編輯)。《收獲》同時也編發了后來被視為“城市文化尋根”的代表作家陸文夫的《美食家》、鄧友梅的《煙壺》。

　　1982年以后，隨著汪曾祺故里回憶小說、阿城的《棋王》、張承志的《北方的河》、王安憶的《小鮑莊》等作品的發表和引起轟動，許多知青作家加入到了“文化尋根”的寫作之中,并成為這一文學潮流的主體。1985年韓少功率先在一篇綱領性的論文《文學的“根”》中聲明：“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的文化土壤中”。

　　雖然打出了“文化尋根”的旗號，但對于什么是“文化”，作家們看法并不一致。大多數作家選取了自己最為熟悉的某個地域作為切入文化層面的基點，這其中有城市市井的，也有鄉村的，鄧友梅和陸文夫各自扎根于北京胡同與蘇州小巷，而引人注目的則是韓少功的《爸爸爸》、《歸去來》、《女女女》等小說都帶有這方面的探索意義。王安憶的《小鮑莊》則是在社會背景及具體時空虛化的前提下，以凝重、寫實的筆觸，突現出封閉狀態中農民自在的生存方式，古樸的仁義道德作為小鮑莊村人的精神依托。

　　汪曾祺本人深受傳統儒家文化的熏陶，他“有意識地吸收民族傳統”，認為“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極致”，作品要有“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他喜愛老莊的隨遇而安，又善于將人生的各種況味糅入濃郁的風俗畫，而在這風俗畫中寄托著一種美好人性與人情的理想。他寫《受戒》，寫自己“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在那個水鄉，人們出家當和尚，幾乎沒有清規約束，和尚可以殺豬吃肉，娶妻生子，小和尚明海與小英子的情愛正是在這種自然、率性的環境中如水一般平常地出現和流淌。

　　另一個不能不提的小說是阿城的《棋王》，阿城寫王一生的“吃”，有種返璞歸真的意味。曾任《北京文學》副主編的李陀后來回憶說：“‘阿城的《棋王》編輯肖元敏現在是《收獲》的副主編——當時汪曾祺和何立偉的小說使我進一步考慮我們的本土資源，我們的文化傳統里到底有什么資源可以用到我們小說里頭。這時，發生一件事。1983 年冬天，幾個朋友在我們家吃涮羊肉，那時和阿城已經很熟了，我是電影美學小組的，我和他爸爸特別熟。他爸爸、媽媽特別關照說，我們這兒子特別喜歡寫東西，后來就和他熟了。開頭他給了我幾篇他寫的東西看，我覺得寫得特別好，不是《遍地風流》，但已經是《遍地風流》那種寫法了。1983年冬天在我們家吃羊肉，是暖忻張羅的，有陳建功、鄭萬隆、何志云，當時阿城講故事已經很有名了。大家說，給講故事吧。阿城不理我們，悶頭吃涮羊肉，他的吃相特別狼狽，說吃完再說。吃完了，他把煙斗點燃了，講《棋王》的故事。剛講完，我就說這是很好的小說，而且是個中篇小說。建功和萬隆也說這肯定是個好小說，你寫吧。他戴眼鏡，當時燈也沒那么亮，眼鏡閃著光，用特別懷疑的眼睛看著我說，這能弄成一篇小說嗎？我們說保證成，都鼓勵他寫。我走之前就和他們說，阿城你小說寫完一定要讓我看，那時候我就像大哥似的，我比他們大幾歲。后來我給他們打電話，具體記不清了。問建功和萬隆，說已經給《上海文學》了……后來沒想到小說一下子會這么紅。”

　　有趣的是，王安憶的《小鮑莊》無疑是屬于“尋根”的，但當時并沒有給《收獲》，她此前回憶說：“比如《小鮑莊》，當時《中國作家》創刊，馮牧說，安憶你得給我一個作品，那我就給他這一篇了。我寫東西像還債一樣，有時候拖欠的約稿太多，就會有先來后到的考慮，所以，《荒山之戀》給了《十月》；《小城之戀》給了《上海文學》；《錦繡谷之戀》給了《鐘山》。 我的好作品沒在《收獲》上發表，原因肯定是《收獲》剛剛發過我的什么作品，要不就是在那前后我已經給了它別的作品。而且1980年代好刊物很多，像《文匯月刊》、《作家》、《北京文學》……不像今天這么亂，作家也不會總盯著哪一家。 ”

　　講述

　　張賢亮

　　發表于1985年《收獲》上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我在1984年創作的，那個時候我已經是一名職業作家，獲得了三次全國小說獎。我寫《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那個年代，一方面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鼎盛時期，另外一方面文學和思想領域還是有很多禁區需要突破。20多年的極“左”路線不僅是對人心理的破壞，也是摧殘了中國人的生理。后來很多人都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中國當代性文學的開端，甚至開玩笑地說我是中國當代文學性描寫的鼻祖。正因為我試圖沖破“性”這個文學禁區，整個1980年代對這部小說有不小的非議和爭論，據統計對《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評論文章加起來竟然有200多萬字，是小說體量的10多倍。

　　關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還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我寫完這個小說之后就到美國愛荷華州參加聶華苓創辦的國際寫作班去了，小說發表的時候我正在美國。發表之后，國內正好興起了一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我的這個小說被當作批判對象之一。我在美國一點都不知道，但美聯社卻發表了一篇文章，以我的小說受到批判為例來說中國又將進入政治運動，我由此才知道自己和自己作品在國內的處境。在我結束寫作計劃的時候，聶華苓專門給我開了一個告別宴，我當著與會近百位中外作家和記者表態，表示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文化開放有信心。

　　陸天明

　　1982年在《收獲》上發表的《白楊深處》對我個人意義非常狀態，在“文革”期間我就已經開始寫作，但是很多在“文革”中頗為知名的“文革”作家到了新時期都找不到寫作方向，退出了文壇。我很可能也會走上這樣一條道路，但是因為《白楊深處》這部在新時期發表的第一篇小說，給了我莫大的鼓舞，開啟我個人寫作的新篇章。除了這部小說，當年在《十月》發表了我另外一部作品，這一年對我而言是脫胎換骨的一年。《白楊深處》我前后重寫了6稿，小說雖然只有10萬字，成稿文字達60多萬字。關于《白楊深處》發表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小說手稿寄到《收獲》雜志后，李小林找我到她家去改稿子，后來我是在她家一樓改了這個稿子，當時李小林父親巴金就在樓上，但我沒有去打攪，這也有點遺憾。我想，我是唯一一位到巴老家改稿子的《收獲》作者吧！

　　王安憶

　　1980年第4期的《收獲》上，我發表了《廣闊天地的一角》這部短篇小說，之后的第6期又發表了《新來的教練》，之后又有一批中短篇小說在《收獲》上發表。1980年，我在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一半的時間學習，一半時間寫作，那個階段集中寫了一批作品，其中就包括《廣闊天地的一角》和《新來的教練》等，這些短篇小說后來就收在了《雨，沙沙沙》這部小說集中。發表《廣闊天地的一角》時候的《收獲》編輯是郭卓，也是我母親的老戰友，我母親最初為了避嫌建議我，不要在上海的雜志發，但最后她覺得確實好，忍不住還是給了郭卓。這對我的鼓勵是非常大的。在1980年代初，我在《收獲》上集中發了一批短篇小說，1986年后開始發中篇，后來覺得自己滿意的作品就一定首選在《收獲》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