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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雷登，離去與歸來

　　一度被高度政治化的司徒雷登，如今正以日漸多元、清晰的面容重回中國

　　★ 本刊特約撰稿/劉若南

　　“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11月17日，浙江杭州半山安賢陵園，低沉的音樂響起，美國前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骨灰被安放在他出生的這片土地上。這是一個妥協的結果，據司徒雷登的遺愿，他最大心愿是葬在燕京大學(現北京大學校園內)妻子的墓地旁。但在幾經波折后，司徒雷登的助手傅涇波之子、美籍華人傅履仁還是決定，在杭州落土為安。

　　沒有提司徒雷登的大使身份，大抵是為了回避政治的敏感性。一甲子之前，在解放戰爭接近尾聲的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啟程返美，為他在華數十年劃上句點的是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從此，他作為“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留在了幾乎所有中國人的記憶里。

　　另一種記憶也在慢慢復生。坐落在杭州市天水橋耶穌堂弄的司徒雷登故居，3年前已對公眾開放。時間再往前推，1985年，這里就被政府列為杭州市文物保護單位。司徒雷登，作為一個政治符號，已在中國日漸脫敏。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吳青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在1980年代中期，因為毛澤東文章的緣故，大家還都不太敢觸碰司徒雷登這個人，但敏感度已逐漸降低，她的一個學生即寫了一篇比較肯定司徒雷登辦學的論文。在此前后，吳青的母親冰心與雷潔瓊、黃華等人，也簽署聯名信，呼吁將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在燕園，但最終沒有成功。“他非常好，非常愛中國。”吳青舉例說，司徒雷登擔任校長的燕京大學，是當時國內少有的對中外教員采用同等工資標準的高等學府。

　　教育家、大使和傳教士，這是司徒雷登一生最重要的3個身份。臺灣中國文化大學美國所所長邵玉銘教授所著司徒雷登傳記，曾被哈佛大學出版社提名參加“費正清學術著作獎”，這本英文書的中譯本，即以《傳教士、教育家、大使：司徒雷登與中美關系》為題。歷史塵埃落去，一度被高度政治化的司徒雷登，如今正以日漸多元、清晰的面容重回中國。

　　“挾起皮包走路”

　　以1949年4月24日為界限，司徒雷登作為美國駐華大使的身份開始在南京模糊了起來。最后一批國民黨官員剛剛乘飛機離開，解放軍在前一晚渡過長江，占領了國民政府的首都。時間大概剛過凌晨6點半，正在使館內臥室里睡覺的司徒雷登，被房門打開的聲音驚醒，睜開眼看見幾名武裝士兵走了進來。

　　在幾年后出版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中，當時受到驚嚇的司徒雷登說，這些士兵“根本不懂得外交豁免權，他們被灌輸了一些未經消化的概念，這可以從其中一名士兵對(使館)一個傭人講的話看出。大意是說，所有這一切都是中國人民的，而且很快就會歸還他們。”

　　面對新的勝利者，司徒雷登失去了自己正式的外交官身份。他也意識到在新的輿論宣傳中，自己已從一個“美國自由主義和對中國親善的代表”，快速轉變為“扶助和縱容蔣介石為代表的反動而絕望的封建制度的主要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