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卑瑣人性中的絕望

　　賈平凹有理由覺得自己一生悲苦，因為他對現代社會充滿了無奈和絕望，對一切病態的東西有著異乎尋常的敏感。一方面，面對繁富駁雜的現實生存，他不能也無法輕易地繞過去；另一方面，面對純樸溫馨的自然，他想以斷裂的方式來重構卻又覺得不切合實際，這構成了賈平凹內心深處的一種困頓。

　　自《廢都》之后，賈平凹的小說所極力彰顯的核心目標就是人性的丑陋、自私和卑劣，是一曲又一曲沒有哀婉只有無奈、沒有悲憫只有絕望的“病相報告”，尤其是到了《懷念狼》里，賈平凹更是將人性還原成連獸性都不如的一種生命存在。這種“劍走偏鋒”式的審美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對人生的失望，對現實的迷惘，對苦與惡的相互混淆(或者說是苦與惡之間的簡單轉換)。如果我們將《廢都》與庫切的《恥》稍做比較，就可以發現，同樣是寫知識分子靈魂的卑微與丑惡，但思想內蘊卻大相徑庭。庫切從“代價”入手，通過大學教授戴維·盧里因對女性的玩弄，尖銳地指出了這種人性的丑陋所帶來的尊嚴的丟失和命運的殘酷，甚至在“僭越”之中對種族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而《廢都》中莊之蝶卻始終在文化名人的光環下苦悶地游走，在沉淪中“潑煩”，在“潑煩”中走向更深的沉淪，完全是一個在名利場的角逐中逐漸走向畸形的生命形象。所以，阿城說《廢都》的“廢”不是頹廢的“廢”，而是殘廢的“廢”。

　　不僅對現實絕望，對歷史，對人性，甚至對人類充滿緬想的愛情，賈平凹也同樣充滿了絕望。這一點，可以從《病相報告》中清楚地看到。《病相報告》試圖在巨大的歷史跨度中，以人物命運的顛蕩沉浮，來重構一種有關愛情的神話。但是，讀完整部小說，我感受不到胡方和江嵐之間愛情的圣潔，感受不到那種超越了歷史恩怨和肉體原欲的執著，也感受不到一種在歷史劫難和愛情幻想中所建立起來的應有的尊嚴。在小說中，即使是到了晚年，胡方也不見那種因愛而變得純真的表現，而只是不斷地將愛化為欲的沖動，或者是一種近乎卑瑣的畸戀式跟蹤。“愛情更是一種病。”這是賈平凹的立足點。古今中外，人們對于愛情的敘述當然很多，將愛情視為一種悲劇的根源來探討人性本質的小說也并不少見，但將愛情作為一種“病”來演繹的，卻并不多見。所以，我們可以從馬爾克斯《霍亂時期的愛情》中看到一對年邁的男女終于走到一起時，彼此的臉上還會散發出孩童般的羞澀和天真，他們第一次躺在床上還像少男少女那些激動不安而又小心翼翼。而在《病相報告》里，圣潔的情感常常變成了病態的、乖張的言行，很難看出作者所說的“凄美”特征。胡方因為幾十年如一日地愛著江嵐，總是將那枚戒指戴在手上，繼而藏在狗腿里，后來又縫進自己的小腿里；當他發現一個小飯館里的服務員長得像江嵐，便每天到那里吃午飯，得到的卻是一次次地受辱。他沒有尊嚴，當然他也不需要尊嚴。他看起來堅貞不渝，而背后卻分明是為了真正的肉體占有。所以，作者最后讓他帶著春藥完成了與江嵐的聚會，并暴死逍遙床。

　　至于對鄉村，對他終身所倚重的土地，他也同樣充滿了無奈和絕望。如果說《白夜》中的夜郎在城市中的游走和鉆營還帶有某種于連式的影子，是受控于都市欲望和畸戀的產物，那么《土門》中的成義以及由成義所掌控的仁厚村則是被市場化現實徹底蛀空了靈魂的軀殼。我甚至覺得，《土門》完全是《秦腔》的一次預演。它將背景選擇在城鄉結合部，將仁厚村作為一個虛擬的歷史，不僅展示了人性的退化，而且敘述了人種的退化(尾骨突出、人獸戀等)。小說中，作者曾借胖子的口吻說過這樣一句話:“眉子是仁厚村的，不當人認了，阿冰是狗，仁厚村卻當人使喚。”這種人畜倒置的觀念，正是作者對仁厚村倫理變化的深切理解。一切鄉村原有的“仁厚”倫理被完全顛覆，面對現代化的進程，人們充滿了敵視和對抗。這一切，到了《秦腔》中，終于獲得了全面的爆發。

　　在一種家族式的人物結構中，通過一種碎片式的拼接，《秦腔》所展現出來的，完全是一幅鄉村敗落史，是傳統被現代沖刷后的荒涼和無助。清風街的老村長夏天義不僅性格暴烈、剛愎自用、獨斷專行，而且目光短淺，領導無方，導致許多事務和決策的失誤，使清風街變得日益困頓；新任村長夏君亭雖然精于制衡，動用各種市場時代的潛規則，在權力的背后不斷地將鄉村土地轉換為眼前的利益，但是，古老的清風街還是一步步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瓦解了——大片土地荒蕪、女人進城賣淫、男人進城賣力、鄉村選舉作弊、孩子失學輟學、礦工職業病泛濫、群體暴力抗法……蒼勁雄渾的秦腔，終于在現代社會中逐漸淪為替村民們送葬的挽歌。尤其是引生的自我閹割，與其說是對人的原始欲望的自我否定，還不如說是作者對生命存在的絕望和否定，因為在一個半瘋子的精神世界里，他所畸戀的白雪不只是一個美人，而是一種古老文化的隱喻。引生的自宮，其實表明了在清風街這座廢墟之中，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只有傷害，只有自取其辱，只有絕望的毀滅。

　　雖然，我們不能以此認定賈平凹的后期寫作帶有某種反現代的意味，但是，如果要從“文明反思”的角度來審度他的一些作品，我覺得這種反思是一種逆向的、退化性的反思，即城不如鄉，今不如昔，人不如獸。其實，對于賈平凹內心深處的這種逆向性、退化性思想傾向，也有學者已經發現。如孟繁華在一篇論文中就說到:“《秦腔》的感傷是正對傳統文化越來越遙遠的憑吊，它是一曲關于傳統文化的挽歌，也是對‘現代’的叩問和疑惑。這樣的思想賈平凹在《土門》、《懷念狼》等作品中也表達過。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同時也不免躊躇:《秦腔》站在過去的立場，或懷舊的立場面對今日的生活，它對敦厚、仁義、淳樸等鄉村中國倫理文化的認同，是否也影響或阻礙了他對‘現代’生活的理解和認識，因為對任何一種生活的理解和描述，都不免片面甚至夸張。《秦腔》的‘反現代’的現代性，在這個意義上也是值得討論的。”這里，作者運用了一種“‘反現代’的現代性”來描述賈平凹“過去的立場”和“懷舊的立場”，看起來是在為賈平凹的這種思想在進行辯護，其實已表明了他“不免躊躇”的心緒——因為他同樣明白，反文明式的思想對抗，絕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寫作。

　　值得一提的是，賈平凹的后期小說不僅充滿了絕望的意緒，而且遍布了類似于“垢甲”的粗俗細節，包括一些類似于手機短信的黃色笑料、乖張反胃的大小便描寫、原欲化的性暗示以及各種畸形的情戀敘述(如《獵人》中的熊奸人)。這些細節有很多是沒有必要的，也看不出有多少是真正產生于人物身上的“垢甲”，是真正源于人物精神本源上的“垢甲”，而賈平凹卻每每對之進行自然主義式的敘述，以至于讓人覺得“臟”，與他早期的唯美性敘事構成了一種巨大的反差。而這，也同樣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其作品的審美格調，削減了作者對人性惡的揭示效果和批判的力量。

　　賈平凹的創作存在著很多隱秘的內部矛盾，猶如他本人豐富的內心沖突一樣，呈現出各種難以調和的復雜狀態。但我要說明的是，賈平凹在創作中所體現的這些無法協調的矛盾，絕不只是他一個人所獨有，它們同樣或多或少地分布在與他同時代出生的作家群中，只不過賈平凹更顯突出、更顯集中。這也意味著，任何只關注其矛盾一方面的研究，都會導致判斷的片面性，所以，近些年來，賈平凹的作品常常在評論界呈現出兩極化的價值評判。(洪治綱)

　　(本文原載《鐘山》2006年第4期，選載時作者做了刪節和修改)

[上一頁]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