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賈平凹是中國當代文壇上一位具有特殊地位的作家。本文以賈平凹作為個案，通過創作主體內部的心理分析和具體創作的印證，分別闡釋了賈平凹的“精神悲苦說”，農民意識與現代意愿之間的糾纏，以及價值取向上的種種“誤區”。雖屬一家之言，但文章所體現出來的“問題意識”，是我們當前文學批評值得倡導的。

　　對于中國文壇來說，賈平凹是一個奇異而又復雜的存在。他的創作，幾乎集中了上個世紀50年代出生并從鄉村走到城市的作家們所共有的矛盾，同時，又隱含了他個人在藝術超越上所出現的某些耐人尋味的困頓。

　　一、悲苦背后的精神質色

　　賈平凹曾反復強調，自己這一輩子，除了沒有坐過牢，“經歷了人所能經受的種種事變”，其言辭之中，飽含著濃烈的凄苦與滄桑。那么，細察他的人生歷程，是否果真如此？

　　賈平凹，1952年古歷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于陜西南部的丹鳳縣棣花村。1972年被推薦到西北大學中文系讀書，畢業后留在省城西安至今，歷任陜西人民出版社編輯、《長安》編輯、陜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主席以及《美文》雜志社主編等職。

　　縱觀賈平凹的生活經歷，有兩次較大的打擊對他的人生構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響:一是1970年賈平凹的父親被打成“歷史反革命”而開除了公職，“家庭由小康人家變得一貧如洗”。二是1984年患上乙肝，斷斷續續治療多年方得痊愈，有一次甚至“度過了變相牢獄的一年多醫院生活，注射的針眼集中起來，又可以說經受了萬箭穿身，吃過大包小包的藥草，這些草足能喂大一頭牛”。這兩次打擊，曾被他無數次在相關的文章、訪談或后記中談起，甚至廣涉世態之炎涼。但是，我覺得，這種打擊或傷害的深度仍然是可以考量的。一是在他的父親被開除公職的第三年，他就被幸運地推薦到西北大學讀書——根據當時的歷史情形，被推薦到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在政審上極為嚴格，賈平凹能進入大學，至少說明父親的命運并沒有給他帶來致命的影響。二是漫長的乙肝雖然給他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甚至有幾次讓他死里逃生，但從他此后龐大的創作數量來看，并沒有受到太大的制約。如果將他與莫言、韓少功、路遙、陳忠實、史鐵生等同時代的作家相比，就生活經歷而言，賈平凹并沒有更醒目更尖銳的苦難史。而其他同時代的作家很少頻繁地提及自己的悲苦，惟獨賈平凹卻一直認為:“吾一生是孤獨悲苦，吾一生也是清靜自在。”那么，“吾一生是孤獨悲苦”這句話，是他有些夸大其辭的自我言說，還是這悲苦中存有另外的“深義”？

　　我相信還有另外的“深義”。因為同他的“悲苦人生說”一樣，不斷地被他頻繁提及的，還有他的作品一直飽受爭議，毀譽不休。“從我20歲開始寫東西，一直爭議到50多歲。”在這些爭議中，贊譽他倒說得不多，而一些相關的批評，卻被他無數次在相關的文章或訪談中憤懣而又幽怨地提及。這使我們不得不思考，這些批評與他的“悲苦人生說”是否存在著密切的關聯。所以，我們有必要將審察的眼光轉向他的創作歷程。

　　賈平凹的真正創作從1978年開始。在《廢都》出版之前，他的創作一直保持著較為平穩的態勢，曾獲得過一次全國短篇小說獎(《滿月兒》)、一次全國中篇小說獎(《臘月·正月》)、一次全國散文獎(《愛的蹤跡》)、一次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浮躁》)，至于各種雜志社和省市文學獎，更是不計其數。其中，只有80年代初期的一些中短篇(如《二月杏》等)受到過當時文壇的爭鳴或批評，但輻射面非常有限，且那時被爭鳴的作品也非常多。這樣的創作實績，在當時的文壇上即使不是絕無僅有，但也屬于鳳毛麟角。至少，主流意識給予了其作品充分的認可；至少，他對此不會有太多的抱怨。

　　問題可能出在1993年《廢都》的遭禁事件。我一直無法理解，賈平凹究竟出于一種怎樣的審美意圖，在小說中留下了一些空格代替敘事，并在宣傳上將這部小說與《金瓶梅》勾連在一起，以至于該書出版不久，便遭到質疑和禁售。十余年來，他每每提及《廢都》事件，都充滿了感傷和憤懣，甚至還寫了一幅“默雷止謗，轉毀為緣”的條幅掛在書房里自我撫慰。“我自《廢都》后已經被煙霧籠罩得無法讓別人走近。”《廢都》出版之后，“這十年里我的窘境卻只有我受了”。“《廢都》留給我的陰影影響了我整個90年代，現在也沒有完全消除。”

　　賈平凹之所以對《廢都》事件耿耿于懷，可能并不在于他企盼此書能夠獲得再版，而是在這一事件過程中，有兩個方面超出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一是有媒體將他由一個干凈的作家演繹成一個流氓作家，認為其中男權主義思想過重，性描寫過于泛濫，特別是將小說中的莊之蝶當成了他的個人自傳，“在《廢都》以前，我在文壇上屬于比較干凈的人和純潔的作家，突然一夜之間變成了陰暗的人和流氓作家”；二是有些批評超出了文學范疇，逐漸向政治上靠近，有些上綱上線的傾向——而這，是賈平凹最為恐懼的事。正是這兩個方面，構成了賈平凹所憂怨的“謗”和“毀”。

　　現在，重新來審度這一事件的大致過程，我們會發現，事實遠沒有賈平凹自己所強調的那么嚴重。先看政治上的壓力。賈平凹所憤怒的“上綱上線”，從他自己所提供的例證來看，僅僅是一封沒有寄出的檢舉信，即“陜西一位老作家給中央寫信，說誨淫誨盜，反黨反社會主義，他讓一些人簽名，因沒人簽名，那信才沒寄出”。而客觀上的情況，就我們目前所查證到的，只是北京市新聞出版局于1994年1月20日下達的《關于收繳〈廢都〉一書通知》。從中共中央宣傳部到陜西省內的有關部門，主要是對他進行批評教育，積極地安排他到江蘇浙江等地深入生活，并沒有給他在政治上進行明確而嚴厲的定性。這一點，從賈平凹與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翟泰豐之間的個人通信中可以看出。1995年12月12日，賈平凹在給翟泰豐的一封信中曾寫到:“上次在京得以接見，留下深刻印象，您對我的關懷和指導，將終生難以忘懷。后經張鍥同志通知，得知您及部里別的領導決定我去華西村生活一事，更感激您的關懷和鼓勵支持之情。……我不會辜負領導的，并在此真誠地感謝您！”(《翟泰豐文集》第4卷，第110頁，作家出版社，2004年。下面三處引文均見《翟泰豐文集》第4卷。)1995年12月21日，翟泰豐在給賈平凹的回信中，有關《廢都》的評述是這樣的:“老實說，你的《廢都》的確不是成功之作，內中明顯模仿《金》作之處甚多，且又多不成功，特別是性的描寫過分了，方塊(□)這一‘創造’實不高明。對人物內心描寫，也有敗筆。這不足為奇，老君爺還被孫悟空偷去金丹呢，何況人乎？問題是一定要吸取教訓。”盡管我們不清楚翟泰豐接見賈平凹時談了些什么，但是從賈平凹的信來看，主要是“關懷和指導”而沒有“批評”；而翟泰豐在信中也主要是強調《廢都》乃不成功之作，且“不足為奇”，不僅沒有給他政治上施以壓力，而且多有寬慰之語。更重要的是，翟泰豐此后還不斷地給他以鼓勵，如1996年2月18日和1996年4月23日，翟泰豐分別致信賈平凹均以鼓勵和肯定為主，“我在你的作品中，往往能看到我國古籍大著之長，特別是明清間作品之痕跡，看到文學大家之文采，看到希望。”因為有了這些關鍵人物的關鍵評價，可以想像，賈平凹并沒有必要因此而負上特別沉重的政治包袱。事實也是如此。1997年4月16日，賈平凹在致翟泰豐的信中也表達了類似的心境:

　　……在我困難的日子里，您在關心著我，幫助著我，古人講，樹有色容鳥亦知，我是知色容之恩的。但有人以此來為難您，這令我不安，惟一讓我不安！這些人實在是不了解我，但有什么辦法呢，只能讓時間去作答復吧。

　　在我向您問候病情的時候，我卻說了這些話，實在不妥，但又想，實話說了是中聽的，我以一個年輕的朋友的身份，對您說這些心中實情，您也會高興的，而高興對身體是有益無害的。我不能為您做任何事情，我在此惟一能做的是向您問候，盼您早日康復！現在我在此為您唱一首“好人一生平安”的歌，讓上天聽到，讓風能傳到北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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