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28日，被毛澤東戲稱為“靠喬木，有飯吃”、被鄧小平贊譽為“中共中央第一支筆”的理論家胡喬木在解放軍三零一醫院與世長辭。而就在此前的7月份，他因癌癥擴散引起骨折住院時，還在病床上對陪伴了他50余年的老伴谷羽說：“我要活到九十歲，我希望做兩件事：一是完成對主席五十年代政治活動的回憶錄的寫作；二是重寫一部完整的中共黨史著作。”可病魔并沒有給他這個機會，讓他帶著對未竟事業深深的遺憾離開了。

　　一、完成對主席五十年代政治活動的回憶錄的寫作

　　在中共黨史上，胡喬木的名字是與毛澤東緊密聯系在一起的。1941年2月胡喬木奉命調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從此開始了他長達25年的秘書生涯，這是他一生的轉折點。在此后近四分之一的世紀里，胡喬木在毛澤東的教導下迅速成長起來，從一名普通的秘書成長為中共領導人之一。有的老同志說:“沒有同毛澤東的這段緣分，就沒有今天的胡喬木。”胡喬木對這份感情更是珍惜，他在他的文集第一卷序言中深情地說：“毫無疑問，就我個人來說，沒有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教誨，我就很難寫出這些文章，我的寫作能力也很難像在這本書里所表現的逐漸有進步。”

　　毛澤東是一代偉人，無論是他在世時還是在他逝世以后，都有很多人著文記敘和研究他的方方面面。由于胡喬木特殊的工作崗位、深厚的理論素養以及他對毛澤東的特殊感情，黨內外很多同志早就建議胡喬木寫一些紀念文章，但他一直沒有答應。直到后來確定要寫點東西的時候，他對知名的中共黨史學家鄭惠說了自己為何沒有應允的原因：“我雖然做過毛主席的秘書，但許多重要的事情并不是經過秘書執行的，說不出多少有分量的東西來。”繁重的領導工作也使他沒有過多的精力擔負這項工作，在1989年的一次談話中胡喬木說：“十三大以后，我已經有可能集中精力面對黨史工作了。我是愿意承擔這方面的責任的。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所以有一種戰戰兢兢的感覺，希望在有生之年，在這方面能多做一些工作。如果病倒了，這件事自然就做不了了，但只要活著，就會盡力干的。”

　　同年，胡喬木開始整理他的文集，他看了些材料，勾起對四十年代的許多回憶。10月，曾任毛澤東同志資料秘書、我黨著名的黨史專家、理論家逢先知將《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送他審閱，他做了許多修改，并親自寫了《校讀后記》。這本書豐滿的回憶和翔實的材料又使他陷入了對往事深深地追思之中，萌動了寫“回憶”的念頭。

　　胡喬木一貫對工作抓得很緊，現在下定決心要完成許久以來的一樁心愿，更成了坐不住的人。1990年2月，他找鄭惠談話，表示想寫一本反映四十年代毛澤東思想發展、毛主席怎樣在四十年代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最后勝利的書，用毛澤東的著作、活動作主線，用當時具體的歷史作背景，把毛主席在四十年代所作的貢獻作一個比較條理化的分析，目的是為宣傳毛澤東思想增加一點內容，對這方面的教育有所貢獻。這次談話中，他還談到了初步設想的六個題目。后來由于到美國作學術訪問，寫作暫時擱置。

　　1990年11月，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送給胡喬木提意見。他饒有興趣地閱讀了兩遍，認真提出了讀后意見，并親自寫文章推薦，稱贊這本書是“黨史著述中的空前力作”。稍后，《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書稿寫出，這是胡喬木多年提倡的一本書。他抱病讀完了其中較難寫好的幾個章節，甚為興奮。他還特意為該書寫了題記，給予很高的評價。原以為在較短時間內難以寫好的著作，現在不僅出版了，而且達到了較高水平。這給胡喬木以很大啟發，這促使他下定決心盡快成立編寫組來協助他展開工作。

　　1991年6月26日，在經過仔細考慮后，胡喬木給江澤民等中央領導和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寫報告請求支持和幫助，表示準備“寫本關于毛主席的回憶錄”，重點寫他所接觸和了解的毛主席在四五十年代的一些重要政治活動，準備在紀念毛主席誕辰一百周年時出版。報告隨即得到批準。

　　兩個月后，胡喬木找來著名黨史學者龔育之，邀請他參與四十年代的寫作并多抓抓五十年代的寫作。兩天后，他又找來鄭惠、石仲泉，希望早一點把編寫組的班子搭起來。胡喬木在談寫作要求時，提到了出版不久的薄一波的書和《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他說：“雖然不同薄老的書攀比，大致上要相稱。寫作不在書的厚薄、文章的長短，我們的書肯定不能那么厚，因為薄老和我的身份、作用不一樣。……不能同《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相重復，也要同薄老的上、下冊盡量少重復。”談完要求后，他又給這兩位負責人詳細談了此時所想到的17個選題。

　　這時，胡喬木的身體已經由于癌細胞擴散變得很衰弱了，家人和醫生還沒有把真實情況告訴他。9月6日，他同編寫組的全體同志見面，興致勃勃地詢問了過去不熟悉的同志的情況，對有不同年齡層次的同志組成的班子表示滿意，對有幾位年輕人參加更是格外喜悅。寒暄過后，他開始布置寫作題目和要求。

　　胡喬木對工作一向嚴謹，這次寫毛主席更是一絲不茍。在談到內容和主人公時，他說：“內容以回憶毛主席為主，全書以毛主席為主體，是對他的回憶，不把中央整個活動放到里面。中央一些活動同毛主席沒有關系的，就不說了。因為是個人回憶，擬定的題目同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大事不完全吻合，有些很大的事我不了解，沒有接觸過，就不好寫進去。有些事也許沒有那么大，但從個人回憶方面說，比較清楚，就列到題目里了。說是個人回憶，但有相當多的事也不能僅限于個人回憶。有些事我接觸過，但詳細情況不很了解，這種事還是要寫，因為它很重要，需要通過查材料講清楚。這在四十年代中的情況更多一些。四十年代大部分時間我不能成為事件的參與者。寫的時候不要勉強加入個人成分。勉強加入不適當，使讀者感覺是故意把個人加進去，失掉書的主旨，成為不是回憶毛主席，而是回憶自己。回憶成分多少要看事實。凡是可以回憶的，個人接觸多的就寫進去，也還是以毛主席的活動為主。”在談到每篇專題的篇幅時，他說：“最早是想一篇只寫一萬字，現在看一萬字不行，可能要到兩萬、三萬。看題目涉及的內容，需要講多少就寫多少。”在材料來源上，他談了三個：“一是黨中央保存的檔案；二是各種公開的出版物，回憶錄，文章，當時的記載；三是個人的回憶。” 在談到出書的時間與寫作質量時，他明確地說：“出書的時間，1993年紀念毛主席百年誕辰，最好在那個時候出。這樣，時間比較緊。當然還是以書的質量為第一標準。如全書不能都寫完，也可以分冊出。”談完總的要求后，胡喬木宣讀了他想到的37個題目，其中四十年代有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和陜甘寧邊區的政治經濟建設等15個，五十年代有共同綱領等22個。

　　敲定大綱后，胡喬木安排了一個相當緊張的日程表，要求每個星期聽取一次匯報，談一個寫作題目。有時甚至不到一個星期就要談一次，僅 11月份就談了五次。即便是在住院治療期間，他還找有關同志去談了兩次。從 1991年 9 月編寫組成立至1992 年 4 月的七個月內，他一共談話十多次，加上編寫組成立之前的十多次談話，共達二十多次。胡喬木逝世以后，編寫組商定將書的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談話錄”，是胡喬木二十多次談話的記錄整理稿；第二部分為“初擬稿”，是按照胡喬木生前擬定的題目，并根據他多次談話的精神撰寫的十九篇文稿。這個方案得到中央有關方面的批準，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中央有關方面審閱這部書稿后都作了肯定的評價。有的領導對文稿一一批閱，或曰“此篇已看，以為很好”；或曰“這篇有些人所不知的材料，好”；或曰“這是一篇很有意義的記錄”。還對全書批示道：“整個看來，這本書是有價值的。有若干篇讀起來比較枯燥，但是篇篇都那么引人入勝怕也不可能。有很多篇是能引人入勝的。”這本書也受到廣大讀者的好評，修訂再版時還印刷了75000冊，這是黨史著作中不多見的。

　　中央有關方面領導的肯定和讀者的喜愛也許能夠部分實現逝者胡喬木的遺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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