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利在《往事瑣記》(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中回憶了建國后中蘇關系史上的一些片段。現摘編如下。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主席訪蘇，在為斯大林祝壽之際，向斯大林說明中國這些年的基本情況，并請斯大林派使者來華，以便直接了解情況。當時蘇聯哲學家尤金就在座側。毛主席當時就說，就請派他來華吧。而斯大林果然就派了尤金作為他的使者于1950年來華。

　　須知尤金是當時最受斯大林信任的理論界人士。據說，在一次與斯大林電話交談后，尤金就傳出話來，說斯大林對哲學界所公認的一個辯證法論點，即“對立面的統一”難于理解，斥之為形而上學的東西。從此，不但在尤金親自參加主編的《簡明哲學辭典》中只剩下“對立面的斗爭”一個辭條，并且以“同一性”這個辭條代替了“統一性”。不僅如此，當時蘇聯的博士、副博士論文凡以“對立統一”為題目的一概取消作廢。公開的學術討論會和學術文章中也都不提這個概念。這一狀況持續了好幾年。

　　尤金不僅在哲學界影響甚大，在蘇共和其他兄弟黨的關系方面亦舉足輕重。那時在國際上鬧得沸沸揚揚的所謂“南斯拉夫道路”、“富農路線”的說法，亦是來源于此公。

　　尤金于1950年偕夫人來華。下車伊始，尤金就在中南海作報告。之后，安排尤金去上海、南京等幾個大城市講學。這次的活動由陸定一同志陪同，規格隆重，隨行人員很多，我是他的講學翻譯。據我所知，大概上面有指示，凡是尤金要看的都讓他看，凡是他要知道的都讓他知道。

　　尤金的報告會規模也是空前的，聽報告的人大都是當地高級干部和知名人士。此外還為他組織了不少學術座談會，也是高干和當地學者名流參加。

　　由于在政治上、經濟上、理論上都有著無比的優越感，尤金當時的態度頗為高傲。他和妻子在各地參觀時，對接待他們的負責同志都缺乏應有的禮貌，對同行的陸定一同志也不夠尊重。有一次尤金夫人竟對我說：“有人說尤金會喝酒，把他說成是酒鬼。”其實這是大大的誤會。我們說某人會喝酒是褒意，而不是貶意。我一再向她解釋，可她竟越說越生氣。我只得向陸定一同志匯報，定一同志覺得是針對他的。我自思也有責任，因為可以不譯給他們聽的，但我沒想到會引起誤會。

　　對于黨外的知識分子，尤金的態度就更傲慢了。記得一次在杭州參觀浙江大學，座談時有幾位教師向他提了一些問題。他的開場白是這樣的：“我只能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同你們說話……”意思是指斥那幾位的語言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或反馬克思主義的，鄙夷之情溢于言表。

　　當時，我同他們說話機會較多，知道了一些他的看法。例如說到二戰后法國的情況，尤金說，以當時法共的實力說，我們要什么時候取得政權都行，要戰后的第二天取得政權都行。我問，為什么不立即去取政權？他回答說，那樣的話，美國立即就會登陸。原來是怕美國。

　　1951年夏，尤金又攜妻女來中國，這次一開始就由我擔任翻譯。這次的氣氛比上次友好。

　　尤金向毛澤東主席匯報了《矛盾論》在蘇聯發表的情況，對這篇著作作了高度評價，還寫成書面材料，由我譯成中文。

　　大概是為了表示對中國共產黨的重視，尤金一次對陳伯達和胡喬木說，他主張建立一個以中國共產黨為首的亞洲共產黨情報局。但我方反應消極，沒有和他談這個問題。

　　這次訪問期間，尤金還說了些與友好氣氛不協調的話。一次，胡喬木和陳伯達去探望他。談話中他忽然說：“為什么你們要提‘毛澤東思想’？只要說把馬列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就意味著發展了馬列主義，何必還提‘毛澤東思想’？我們就沒有提過‘斯大林主義’。”這樣對兄弟黨橫加干涉，其大國主義、大黨主義的氣焰太高了。但是，不管怎樣，發展友好關系已是大勢所趨。

　　尤金兩次訪華都受到隆重接待。毛主席及中央政治局主要領導人曾親自宴請他們夫婦。江青奉毛主席之命邀請他們游覽頤和園、天壇等地。一時間，尤金在中國受到歡迎的消息竟傳到蘇聯。后來我聽說，尤金之所以很快到中國來做駐華大使，是因為斯大林以為，尤金既然為中國人所喜歡，就讓他去做蘇聯駐華大使吧。

　　最后一次見到尤金是在1960年中蘇兩黨談判后的二十六國會議時，他竟僅僅當個蘇共中央聯絡部所派的聯絡員，負責招待東南亞一個國家(具體是哪個國家記不清了)黨的代表團。

　　蘇共二十大后，我曾聽說他在二十大時急于表態和斯大林劃清界限，上臺發言時幾次都說錯了名字，把斯大林說成赫魯曉夫，把赫魯曉夫說成斯大林。我又聽來到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說，蘇聯哲學界認為他已從政(當大使)，已算不得哲學家。而蘇聯外交界又說他原是搞哲學的，所以搞不好外交。口碑如此，令人感慨。當然，在我們建國之初，急需和蘇聯調整關系時，他還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葛申申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