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27日，河北省黨校副校長、黨委書記陰一剛和副秘書長羅云路，給黨中央寫信，對《華北建設》第118期刊載的《中央關于工人階級和半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問題的解釋》中“半工人階級也是領導階級”的提法提出不同意見。毛澤東看了這二位同志的信，很重視他們的批評意見，認真作了處理。《毛澤東書信選集》、《毛澤東文集》第6卷、《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收進了有關這件事的兩封信，并作了詳細的注解。事情的來由如下。

　　1949年2月，毛澤東在修改中央一個文件時，使用了“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貧農)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國家政權的領導階級”的提法。1951年3、4月間，中共中央召開的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起草的文件中，提到“中國革命在過去是城市工人階級和鄉村半工人階級領導的”。同年7月，《中共中央關于工人階級與半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問題的解釋》中，將這句話改為：“中國革命在過去是城市和鄉村的工人階級與半工人階級領導的”。

　　河北省委黨校陰、羅二人給黨中央寫信，對“半工人階級也是領導階級”的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見，并希望毛澤東給予答復和指示。

　　毛澤東看了來信后，即讓劉少奇、胡喬木、安子文閱看(11月18日)，并讓安子文“提出意見和處理意見辦法”。安子文同胡喬木等人對此進行了研究。

　　1951年11月28日，安子文給毛澤東報告說，持陰一剛等同志同樣意見的人尚有許多，許多地方整黨中都提出了這個問題，這種提議是有理由的，對半工人階級也是領導階級的提法應予修改。他們還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中國革命領導階級問題的修正指示》的電文。

　　毛澤東于1951年12月15日寫信給在杭州的劉少奇征求意見。信中說：“此事現已陷于被動，只有改正才能恢復主動。現將電文一件，安子文報告一件，河北黨校陰一剛等來信一件，送你審閱，征求你的意見，請予復示，并交來人帶回為盼。”劉少奇復信同意。

　　12月23日，毛澤東又給周恩來、朱德、陳云、楊尚昆寫信征求意見。信中說：“此問題曾去信征求劉少奇同志意見，現得回信，請閱。我又在電文上作了一些修改，并覺得宜將陰、羅二同志的信及安子文的信連同中央電報印發各地，才能將此問題弄清楚，以使中央在此問題上取得主動。如同意，請尚昆辦。”所說電文的修改，是指對安子文報送的中央關于中國革命領導階級問題的修正指示的修改。此文件講到，過去黨的文件中幾次提到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時，曾說半工人階級也“是包括在內的”，毛澤東在此后面加寫“過去的這種提法，中央認為是不適當的，而河北省黨校陰一剛、羅云路二同志的意見則是正確的”。黨中央接受了陰、羅二位同志的意見，不再用半工人階級也是領導階級的提法。事情大致就是如此。

　　讀了這兩封信，首先感到毛澤東對理論問題的重視和慎重。為了搞清“半工人階級也是領導階級”這個提法究竟正確還是不正確，毛澤東特讓安子文研究。安子文同胡喬木等人研究后有了結論，毛澤東又將他們的結論寫信告訴劉少奇，征求他的意見，最后又進一步征求周恩來等幾位中央領導同志的意見。建國之初，十分繁忙。但毛澤東為這樣一個提法，寫了兩封信，足見他對理論問題的高度重視和處理理論問題的慎重態度。

　　看了這兩封信，更使我們感到毛澤東探討理論問題的平等和謙虛態度。毛澤東是大家公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又是黨的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但他對兩位黨校理論工作者提的意見很重視。他在發給全黨的《修正指示》中坦率地說：“過去的這種提法，中央認為是不適當的，而河北省黨校陰一剛、羅云路二同志的意見則是正確的”。毛澤東又提議將陰、羅二位同志的信一并印發各地。敢于承認中央的提法是不適當的，敢于承認陰、羅二位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這充分反映了毛澤東的謙虛精神和平等態度。在他看來，中央的東西，他自己的東西，也是可以批評提意見的。這體現了我們黨的三大作風。體現了他在西柏坡倡導的“兩個務必”，體現了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

　　陰一剛、羅云路二位同志對理論問題的認真負責精神，也是值得稱道的。他們對中央的文件不但認真學習，還深入進行研究，作出自己的判斷，并給黨中央寫信，提出自己的意見。這不但要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更重要的，是他們有高度的責任心，又有理論的勇氣。他們的信現在雖無法看到，但他們的意見是明確的，就是不同意中央文件中的某一重要提法。他們的這一舉動、他們對待理論問題的態度，很值得我們當今的理論工作者思考一下。黨校是黨的重要思想理論陣地。這個陣地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對一些重大理論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包括對現有的一些提法、觀點進行研究，如發現不妥，敢于提出意見和建議，通過適當渠道向上反映，這是黨校和黨校理論工作者的責任，也是應有的精神狀態。現在，有些理論工作者，習慣于、也善于搞解釋和注解性的理論作品，這是理論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很需要，也很重要。但是，有些人卻不善于也不大敢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基本觀點為依據，實事求是地進行科學意義上的理論研究，他們機械地理解“保持一致”，更不敢對已有的觀點、提法，依據實踐檢驗的結果，提出自己的見解，甚至習慣于講套話，照抄照搬。在這方面，我們應向陰、羅二位同志學習。

　　民主是進行創造性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的重要條件。毛澤東以民主和平等的態度處理二位理論工作者提出的問題，直接的結果是，及時修正了黨中央文件中的不正確提法，使文件臻于完善。這生動地說明，在民主的氛圍中，有利于發揮理論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利于理論探討的活躍，有利于理論上的集思廣益。如果能夠形成民主探討的制度，有效的制度將有力地保證理論工作的健康發展。令人遺憾的是，建國初期那種民主平等地探討理論問題的氣氛，沒有能夠保持下來。一個基本的原因，恰恰是沒有能夠制定出一套制度。在權力過分集中，特別是個人專斷的政治體制下，加上個人迷信的氛圍，人們的思想處于僵化狀態，即使有人提出了創造性的理論見解，也往往遭到抑制，甚至被扣上政治帽子而受到無情打擊。本來，黨員通過適當方式向黨組織(包括黨中央)就某一問題(包括理論問題)提出自己的批評建議，這是黨章賦予的民主權利，應當得到尊重和保護。可是，在那個年代，黨員的這個基本權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這方面的教訓極為深刻。

　　理論工作，特別是理論創新，是科學研究，它的本性要求平等探討和爭辯，真理越辯越明。這是理論工作的客觀規律性。恩格斯曾說，不尊重辯證法，是必然要受到懲罰的。在這方面，我們受到的懲罰確實不少。

　　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10周年。紀念毛澤東，最好的辦法，是學習毛澤東，繼承和發揚毛澤東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即使像他處理陰、羅二位同志的信這樣具體的事，我們也應當視作毛澤東留給我們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遺產，很好地繼承。(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沈寶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