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在全國范圍大張旗鼓開展的對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是建國以后第一場思想文化領域的重大運動，堪稱“開國第一文化冤案”。然而，恐怕很少有人知道當年在批判武訓和陶行知的公案之內，還包含著另一樁江青和陶行知恩恩怨怨的公案。

　　在批判《武訓傳》運動中，江青走上前臺

　　早在20世紀20年代，陶行知就是武訓艱苦辦學精神的崇拜者和宣傳者。抗戰時期在經濟條件極端惡劣的情況下，為了維持設在重慶的育才學校，他又倡導新武訓精神，以期戰勝困難，堅持辦學。他曾有一個通過文藝向社會廣泛宣傳武訓精神的計劃，內容之一即是約請田漢和安娥夫婦分寫有關武訓的話劇和歌劇，請孫瑜負責武訓的電影。1946年7月，在反內戰運動高潮期間，他因勞累過度突患腦溢血逝世。為了實現他的遺愿，孫瑜根據當年陶行知所贈有關武訓材料，寫成電影文學劇本，并為中國電影制片廠執導此片。1948年中影遷往臺灣，孫瑜于次年2月加入昆侖電影制片廠，并繼續執導拍攝為昆侖廠買下的《武訓傳》。

　　《武訓傳》于1950年底完成。在中南海試映時，一百多位中央委員觀看了這部影片。許多中央委員都稱贊影片拍得好。朱德熱烈地握著孫瑜的手說：“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義。”

　　風云驟變。5天后出版的《文藝報》四卷一期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一組批判文章。5月10日出版的《文藝報》四卷二期則發表楊耳《試論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直接把這場批判掛連陶行知身上。6天后，《人民日報》轉載經過修改后的楊文，并將題目用詰問句標示，顯得更具戰斗性：《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5月20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以顯著地位發表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社論還一一羅列了發表在京、津、滬等地十幾家報刊上四十余篇贊揚武訓精神和《武訓傳》的文章，點名批評了1951年初出版的3本頌揚武訓的新書。

　　批判運動開始后，江青終于走到前臺。她用李進之名，率領一支由《人民日報》和文化部組成的有12名成員的“武訓歷史調查團”，直奔武訓家鄉山東堂邑進行調查，寫出了一篇長達數萬字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從當年7月23日到28日，分6次在《人民日報》全文刊出，為正在轟轟烈烈推行的批判運動添加了不可多得的發旺的燃料。

　　在運動中，一批聲名顯赫的上層民主人士相繼公開著文檢討，方始過關。文藝界一大批知名演員和導演更是在劫難逃，尤以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時與江青有過恩怨關系的趙丹等人首當其沖。《人民日報》特為主演武訓的趙丹發表專文：《趙丹與武訓》，足見一斑。教育部的機關刊物《人民教育》在一年多時間里接連發表了十幾篇批判陶行知及其學生的文章。

　　江青的插手介入，與其20世紀30年代以來同陶行知及其學生的恩恩怨怨不無關系。

　　30年代初到上海，她在“晨更”落腳

　　陶行知及其學生與江青初識于1933年。這一年夏天，原名李云鶴的江青因同居者俞啟威被捕，從北方初來上海。她以張淑貞之名被介紹到陶行知及其學生主辦的晨更工學團。

　　以創辦曉莊學校而聞名海內外的陶行知，因為支持進步青年學生，其學校于1930年春被封，身遭通緝。在經歷了流亡生活和“九.一八”抗日救亡運動洗禮之后，1932年秋，他提出了“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的工學團主張，倡導將工場、學校和社會打成一片，以求中華民族的新生。他先在寶山縣和上海市之間的孟家木橋創辦了山海工學團。當年冬天，又派曉莊學生徐明清和王洞若在上海北新涇鎮陳再村創辦了晨更工學團。陶行知放手將晨更交給中共黨員徐明清負責，使晨更成為中共在上海的一個地下工作據點。

　　在晨更，十幾名成員繼承和發揚了陶行知在曉莊倡導的有關做法。他們為學齡兒童辦學，為女工和農婦開辦幼兒園。清晨和夜晚，又分別為上日、夜班的工人辦讀書班。他們組織小先生送學上門，送學進村，為宣傳抗日救國，組織歌詠隊，排演小型活報劇、皮影戲、上海小調等。早起有晨會，上午分頭工作，下午在菜田里勞動，晚上輪流進行內容豐富的集體學習活動，其中有學習馬列理論著作的讀書班、時事討論會、文學討論會、外語學習班等。他們做飯燒菜輪流值班，吃的是大鍋飯，黃豆芽、南瓜湯是家常菜肴。除了一日三餐，沒有一分工資，生活相當清苦，但大家情緒十分高昂。江青和王洞若負責為數十名小學生任教，并為店員班上課。她教大家唱歌和學習國語注音符號，與田原共同負責主持時事討論會。她還同吳甫生一起跟隨田原學習日文，為此還專門添置了一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日語詞典。

　　江青曾有好幾次通過陶行知設在市內的“中國普及教育助成會”負責人曹建培找陶行知談事。江青同徐明清和王洞若的關系非同一般。徐是這個小集體的負責人，浙江臨海人，大革命失敗后無處容身，慕陶行知開明辦學，投考曉莊。1928年她在校先任共青團書記，1930年初繼任黨支部工作。曉莊被封后，她奉陶行知之命負責晨更，繼續堅持地下工作。王洞若是江蘇鎮江人，在曉莊時受國家主義派思想影響。但學校被封和同學死難擦亮了他的眼睛，促使他在政治上逐漸轉向。他在個人婚姻生活上的苦悶也因個性活躍的江青到來而有所舒解，王洞若實在是江青在晨更最重要的異性伙伴。

　　1933年夏，共青團上海滬西區委來晨更發展團員，建立支部。江青和王洞若不久都入了團。當年冬天，俞啟威被釋后來滬與江青重晤，臨時在靜安寺路找到一灶披間居住。俞要求重新入黨，中共滬西區委為考驗他，命他參加1934年“一.二八”兩周年游行示威活動。在這次活動中一位名叫“王大個”的晨更同志被捕，他從獄中傳出話，說敵人已注意到游行隊伍中的江青，正欲搜捕。江青便隨俞啟威重返北京，結束了半年多晨更工學團生活。

　　第二次來滬身陷困境，陶行知伸出了援手

　　待到江青第二次來到上海時，已是1934年夏天。

　　她同俞啟威北返后，事情并不順遂。俞的入黨問題既未解決，經濟來源也無保證。在無奈之中，江青再度單獨來滬，繼續尋求陶行知及其學生的幫助。

　　但因為左傾路線的影響，晨更的活動很不隱蔽，徐明清多次受到當局查詢，無法容身晨更，經陶行知介紹，轉往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從事女工教育工作。不久，當局突擊搜查并封閉了晨更，逮捕陳企霞等5人。所以，江青此時來滬再也不能重溫晨更的舊夢了。

　　在百般困難中，陶行知又一次伸出援手，把江青介紹到基督教女青年會所辦的小沙渡河女工學校擔任高級班語文教員，幫她在上海找到了一個立身之處。不久，又因為徐明清和王洞若的關系，江青參加了“教聯”。就在此時，出現了一個意外事件。1934年10月江青突然被捕。據知情者憶稱，江青時為幫助黃炎培先生所辦的農學團組織演戲，在兆豐公園約一名叫阿東的同鄉青年幫拉胡琴。阿東原在青島負責地下黨電臺，后調滬在團中央工作。他的身份已暴露，所以江青與他一分手即被捕。江青被捕后，由女青年會出面保釋江青出獄。

　　為勸說唐納，無意中得罪江青

　　江青第三次來到上海已是1935年春天。據江青后來得志時向美國女作家路易斯自述經歷時所說，是“劇聯”寫信要她來滬，點名要她主演《娜拉》，但有的人瞧不起她，她發憤鉆研劇本，終于一舉成名。這位飄飄然的“紅都女皇”在自夸自贊之時，有意略去了許多基本事實。江青(此時起用“藍蘋”的藝名)此番初演成功，既得益于對蘇聯戲劇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藝術素有心得的章泯的執導，也受教于當時在影劇界頗有名望的趙丹和金山(他們分別出演劇中男主角郝爾曼和柯洛克斯齊)，更離不開章、趙共同好友唐納的關照。唐納多才多藝，既當演員，又任報刊編輯，在影劇評論方面某種程度上起著輿論導向的作用。所以，盡管影劇界中追求江青的頗有人在，她卻惟獨留意于唐納，兩人馬上同居。隨后，在唐納幫助下，江青出演《大雷雨》和《欽差大臣》的主角，在影片《狼山喋血記》中也擔任角色。從此，“藍蘋”的劇照頻頻出現報端刊尾。

　　1936年4月26日，趙丹、唐納、顧而已這三位好友，特邀陶行知的好友大律師沈鈞儒擔任證婚人，在杭州六和塔下舉行別開生面的集體婚禮，報端披露后，頓成上海市民酒后飯余談論的一大艷事。然而蜜月未滿，江青和唐納即發生婚變。江青借口返鄉探母，遲遲不歸上海。據陶門弟子中知情者的說法，是江青對唐納頗有不滿，認為唐納有小市民習氣，故而懷念舊情，又去尋找俞啟威。而據江青在1937年5月31日出版的《聯華畫報》第九卷第四期中以《一封公開信》為題解釋：“在舉行儀式的時候，三對當中我們沒有婚書，因為我們明白如果一旦不相愛了，婚書是沒有用的。我和他都沒有把這種形式放在心里。”當不耐相思之苦的唐納追到山東，從江青之姐處得知江青已到天津俞啟威那里，憤恨失望之極，在給江青和鄭君里留下遺書后，即在濟南一家旅社服毒自盡。幸而及時發現獲救，而那封寫于6月26日留給“阿蘋”的絕命書被好事者公諸于世。不但上海大小各報刊載，連南京《中央日報》也以《轟動濟南之唐自殺事件》加以披載，致使海內轟傳知。當陶行知從報上得知唐納自殺未遂消息后，出于對年青朋友的關心，寫了一首《送給唐納先生》的詩，勸勉對方：

　　人生為一大事來，愛情是否山絕頂﹖

　　如果您愛她，她還愛您，誰也高興聽喜訊。

　　如果您愛她，她不再愛您，那是已經飛去的夜鶯。

　　夜鶯不比燕子，她不會再找您的門庭

　　……現在的時代不同了

　　我想說給您聽，為個人而活，活得不高興；

　　為個人而死，死得不干凈。

　　只有那民族解放的大革命，才值得我們去拚命。

　　若是為意氣拚命，為名利拚命，為戀愛拚命，問我們究有幾條命﹖

　　盡管詩中對變情者并無苛責之詞，但將其比作另找“門庭”的夜鶯，勸唐納不必為之輕生，卻絕對是冒犯藍蘋之詞。于是，這首小詩便成為睚眥必報的江青報復消恨的事由。

　　然而，這首發表在鄒韜奮剛剛創辦(1936年6月7日)于香港《生活日報》上的小詩，在當時并沒有廣泛流傳。雖然在7月10日陶行知離港前夕，《送給唐納先生》一詩連同另外20余首同期所作詩，已匯編成《行知詩歌集》，由生活書店在當年11月出版。但劇烈動蕩的時局幾乎把人們的目光全部吸引到救亡大業上去了，詩集在當時并未引起反響。因此，在江青不知陶行知“詆毀”自身的情況下，她與陶行知及其學生繼續保持比較良好的關系。

　　看到陶行知的詩后，江青反目成仇

　　1936年11月下旬發生了“七君子事件”，陶行知因為與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聯名發表《團結御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并擔任救國會領袖，與沈等7人作為“同案犯”被當局通緝，并同被起訴。1937年6月下旬，宋慶齡、何香凝等具狀江蘇高等法院，要求與七君子同時收審。“愛國無罪則與沈等同享自由，愛國有罪則與沈等同受處罰。”宋等登高一呼，各界紛紛響應，頓時匯成一個愛國入獄運動。在此過程中，上海影劇界中的許多著名導演和演員，如應云衛、袁牧之、趙丹、鄭君里、金山、王瑩等均在具狀要求入獄者之列，唐納和江青也在報端公開亮出同一立場，盡管他們此時已經分離，但無論就國家民族的公誼，還是與沈、陶等的私情，他們的聲援都不失為一種見義勇為的豪舉。

　　“七七事變”之后，在王洞若的幫助下，江青和徐明清一起經西安前往延安。此后，她便以江青的名字行世。待到陶行知再度與她相見，已是1946年春。作為“第一夫人”的江青，趁國共和談尚在進行，專程前去重慶醫治齲齒病。到重慶后，她曾相約唐納見面，但唐納有意回避了。3月9日，陶行知和李公樸以創辦不久的重慶社會大學正副校長名義舉行校董和教授聯席會議，并宴請兩路遠方來客。一為剛從獄中釋放的葉挺和廖承志，一為剛從延安來渝的鄧穎超、滕代遠和江青等。江青是日因到醫院治牙未曾到席。但江青后來專程到重慶管家巷28號陶行知住處相訪，并邀請陶行知和王洞若隨機同往延安。據此看來，在陶行知生前，江青對他尚無惡感。筆者推測，江青對陶行知反目懷恨是在其死后不久的1947年，而導火線則是《送給唐納先生》一詩的入目。

　　陶行知1946年7月去世后，他的朋友和學生曾開展過一場頗有聲勢的悼念活動。匯編其詩作印成《行知詩歌集》，便是其中組成部分。這部詩集于1947年3月問世，流傳頗廣。江青極有可能是在這本詩集上得知陶氏把自己稱為鶯鶯燕燕的雅喻，怒不可遏。

　　同時，1946年12月9日在紐約舉行的陶行知紀念會，由杜威博士和馮玉祥將軍擔任名譽主席，美國諸著名人士分別講演逝者一生事跡。講演之后，由游美著名演員王瑩和劉良模合唱陶氏喜愛的四首歌曲。這條消息先后刊載于當年12月30日的重慶的《新華日報》和次年2月15日的延安《解放日報》，當入江青之目。王瑩與陶行知有安徽同鄉之誼，卻與江青有劇壇爭角之仇。1936年夏衍發表《賽金花》劇本后，雙方為爭演此劇主角，形同水火。按照江青的人生原則，仇人的朋友也是自己的仇人。王瑩如此頌陶，足使江青舊恨新仇齊涌心頭。陶行知地下有知，恐怕也難以逆料。□唐文權文

　　　□摘自《歷史謎案揭秘》杜導正 廖蓋隆 主編 南海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