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前三季度，雖然中國消費比上年同期增長13.5%，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35.7%，而投資則達到49.9%。根據財政部的統計數據顯示，1993年至2003年，中國最終消費率平均為59.5%，2004年為53.4%，2005年中國這一數據下降到45%左右，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費率為78%左右。另外一個令國人喜憂參半的消息，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于2006年11月6日晚間宣布，中國外匯儲備已經突破了一萬億美元大關。伴隨著國內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中國對外貿易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態勢，有專家預測，2006年全年增速將大大突破中國政府年初制定的外貿增長15%的目標。內需、投資、外貿，同是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當政府不斷出臺措施遏制投資和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同時，本應沖在前面的內需卻是“車疲馬倦”。

　　只是相對疲軟

　　“去年11月內需增長速度為14%，預計全年可達13.6%，這個速度其實是很快的，只是因為投資增長過快，相對來講，顯得內需增長緩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任興洲告訴記者。

　　無獨有偶，商務部研究院梅新育博士也認為：“我們的內需增長并不虛弱，相反，中國內需增長速度在全世界數一數二，只不過仍然比不上我們的出口增長那么強勁而已。”

　　據中國官方統計數字顯示，自1978年至2004年的26年來，中國的投資增長速度保持在年均13.2%的水平，但同期消費增長水平卻一直低于投資水平，扣除物價因素，年均增速僅為8.6%。另據中國科學院的統計數據表明，1996年至今，中國外匯儲備的年均增長率高達27.2%，近3年的年均增長率更高達42%。顯然，和投資與外貿相比，8.6是個尷尬的數字。

　　“為什么消費少了？消費包括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居民消費包括城鎮居民消費和農村居民消費，這兩塊占總消費的80%左右，政府消費占20%左右。所以消費增長放緩主要是由于居民消費少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沈利生教授說。

　　“1美元”的消費需求

　　按照聯合國的標準，赤貧人口的定義是人均收入每天不足1美元，根據中國經濟網的一篇報道，2005年中國仍有1.73億赤貧人口，這些人每天的溫飽都成問題，更不可能對拉動消費起到多大的作用。

　　梅新育說，內需增長不如外需增長那么強勁，主要還是收入分配嚴重失衡，以及社會保障缺位。此外，中國在對外經貿中過度沉迷于來錢快的產業，對自主創新高技術產業投入不足，對于提升中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地位、提高國民收入不利，進而損害了國內消費增長的潛力。

　　沈利生進一步闡釋道，“近幾年居民收入的增長一直低于GDP的增長，去年算是增長比較快的，城鎮居民是11%左右，農村居民是6%左右，但去年的特殊情況是漲工資了，前幾年城鎮收入增長只有7%左右，農村是5%。可我們的GDP增長一直是9%以上。另外從1995年后連續十多年，稅收逐年增長并快于GDP的增長。現在的情況是稅收增長快，居民收入增長慢，而這種增長同時也是非常不均衡。增長快的只是金字塔頂的一小部分人，這部分人的消費需求可能早就得到滿足了，于是越是有錢人，邊際消費傾向反而下降，低收入的人邊際消費傾向反而高。同樣的100塊錢，有錢人拿出20塊錢消費，窮人可能會拿出70塊。”

　　如今中國20%的最貧困人口收入份額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額則高達50%，真正有消費欲望的社會成員沒錢花，有錢人卻把錢存進銀行，這從總體上降低了社會總需求。

　　統計數據顯示，2000年以來，中國進出口貿易順差平均有89%來自于加工貿易，而在加工貿易順差中又有74.8%來自于外資企業。由此可知，67%的進出口總順差是由外資企業的加工貿易順差形成的。這固然帶來大量就業機會，但同時也帶來大量低收入人群。

　　“目前以加工貿易為主要貿易形式的出口需求帶動了出口企業的蓬勃發展，這對解決就業是有好處的。但是目前的問題是出口產品的結構有問題，假如大量出口附加值低的東西，那對我們是不利的。作為廠商來說，只要有市場前景他就可以投資，但是作為國家來講要考慮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加工貿易加工工序簡單，附加值是非常低的。制約了我們的外貿結構的調整。”沈利生強調，雖然加工貿易對中國經濟發展貢獻很大，但現在是限制它的時候了。

　　有錢不敢花的痛苦

　　據官方統計顯示，2004年，中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年收入為9422元人民幣，是農民的3倍多，但對大多數城鎮家庭來說，他們的生活依然十分窘迫，住房、子女教育、醫療的沉重負擔壓在他們肩上，而他們只能選擇承受。為了支付未來可預期的巨大開支，必須把每一分錢都存進銀行，這就是中國居民存款余額超過15萬億、并以每年兩位數的速度增長的原因。

　　自中國1998年實施住房、醫療、教育的全面市場化改革以來，快速上漲的房價、虛高不止的醫療費用、高昂的子女教育支出像壓在中低收入階層頭上的“三座大山”，已有專家稱之為“新民生三大問題”。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05年社會藍皮書》指出，子女教育費用在居民總消費中排在第一位，超過養老和住房。上海社會科學院在上海徐匯區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子女教育支出占所有家庭花費的22%-41%。而中國衛生部的一項調查發現，中國人均醫療費的年增長率遠遠超過人均年收入的增長，近四成國民由于擔心醫藥費昂貴，生病根本不去醫院。但遇到大病和絕癥，不能不去醫院，許多中低收入者便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債務。

　　“以前都是國家全包，住房、教育、醫療、養老金等等，個人拿的少，國家拿的多。這樣做當然是有弊病的。但是走市場化之路要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社會成員的工資構成中一定要有相應的體現，過去講低工資、多就業，大家的工資中都沒有這一部分，因為國家給包辦了。現在呢？以住房公積金為例，有，但是很少，而且還不是每個人都有。”沈利生說。

　　消費行為不僅受到自身收入的硬性約束，還會受到未來收支預期等因素的制約。現在消費者面臨的情況是，一面是高額教育費用、周期20年的還貸計劃，以及對昂貴醫藥費的擔憂，另一面是單薄的工資條，似乎只有盡量遏制消費欲望，把每一分錢存進銀行才能帶來安全感。

　　文章來源：中國財經報，作者：王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