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券，就是把正常財政支出的一部分轉化為居民的收入。對我們來說，撇開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增長，還有更直接、更充分的理由發放消費券。目前零星出現的消費券只是一個開始，沿著這個思路繼續改進，創造出一種常規的富民的福利制度，才是國人真正期待的。

　　消費券，國外早已有之，在中國還是新鮮事物，很稀罕。得感謝這場全球性金融危機，使得國人痛感出口拉動經濟的模式未必可靠，必須改弦易轍，經濟增長主要引擎應該是內需，特別是居民的消費需求。中國人口眾多，以內需拉動經濟不但可能，而且牢靠。于是，政府一系列旨在鼓勵消費的措施密集出臺，比如降低房地產交易費用、降低車輛購置稅、降低成品油價格、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購買農機補貼、家電下鄉補貼等。消費券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首先在成都等個別城市出臺的，其他地方的人們很是羨慕，內心也盼著本地政府出臺同樣的舉措。

　　雖然民眾都盼望發放消費券，但是反對聲不絕于耳，有來自地方官員的，也有專家學者的，理由之一是，消費券不能刺激居民消費。

　　確實，沒有證據表明，消費券能明顯影響一個國家的消費水平，因為弗里德曼等人的理論說得很清楚，決定人們消費的主要因素，不是消費券這樣的臨時性收入，而是永久性收入，即從長期看的平均收入。

　　但是，以不能刺激消費就反對發放消費券，理由并不充分，而且有點急功近利了。看看消費券的歷史，它本來就不是為拉動消費設立的，比如美國人的邊際消費傾向超過0.95，也就是說掙100塊至少花出去95塊，幾乎沒有儲蓄，根本用不著鼓勵消費，反而應該動員節約和儲蓄，可是美國的社會福利體系中，早就有類似于消費券的福利券。

　　當然也有要刺激消費的，比如前幾年日本的消費券，眼下的臺灣地區的消費券，都有這個目的。但是，即使這樣，刺激消費也并不是發放消費券的唯一目的，提高人們對未來的信心，表明與民眾共度時艱的態度，恐怕至少跟刺激消費一樣重要。

　　對我們來說，撇開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增長，還有更直接、更充分的理由發放消費券。

　　其一，中國政府財政集中了過大比例的國民總收入，對支出的監督又不嚴格，地方政府經常有亂花錢的沖動，比如經濟刺激方案一出臺，各地官員“跑部錢進”的場景好不壯觀，就是明證。這其中的浪費肯定不在少數，與其如此，不如干脆把一部分錢直接發給老百姓。即便從刺激經濟的角度，它的效果，包括乘數效應，跟投資都是一樣的。這相當于政府給納稅人補貼，正如虧損的國有企業可以獲得財政補貼一樣。

　　第二，雖然改革以來經濟增長迅速，出現了一個比較富裕的階層，部分地區的生活水平甚至可以匹敵發達國家，可是，至今在城鄉仍然有龐大的相對貧困的群體。發放消費券，作為政府的紅包，可以讓他們暫時渡過難關，比如至少可以過一個春節。

　　消費券的意義不止于此，目前零星出現的消費券只是開始，沿著這個思路繼續改進，創造出一種常規的富民的福利制度，才是人們真正期待的。

　　一個改進是形式上的，即從券到現金。消費券有地域和時間的限制，剝奪了受眾對自己擁有財富的自由支配權，并有不小的監督成本。這雖然可以理解，如每個地方的政府，都希望自己的錢還能留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拉動本地消費和GDP，不愿為他人作嫁衣。但是，消費者有自己的偏好，由自己支配財產，才可以達到最優的配置效果。

　　在發放現金的情況下，肯定有一部分人將把一部分或者全部的錢用于儲蓄，應付將來的不確定性支出，特別是子女教育、醫療等，但這是受眾的一種自主選擇，雖然有悖政府的本意，但卻解除了消費者的后顧之憂，這個效果恐怕未必比刺激消費差。再說，今天的消費減少了，明天的消費還可能增加。

　　另一個改進是消費券的對象選擇，即從部分人到所有人。有機構調查表明，今年春節前的市場遠沒有往年紅火，人們花錢謹慎了，因為所有人對未來的預期都惡化了，他們同樣盼著消費券。即使將來經濟好轉了，普遍發放仍然是最可取的方式，因為所有人都是納稅人，有同等的權利，而且只有普遍發放，才可以消除確認對象的高成本。

　　說到底，消費券是把正常的財政支出的一部分轉化為居民的收入，這對我們慣有思維是一種重大改變，但是，我相信，中國的財政收入將隨著財政的規范化而逐步下降，當財政汲取國民收入的比重適當之后，再挪用財政收入發放類似的消費券，就會影響正常的財政支出。所以，從長遠看，還需要尋找居民福利的另外來源。

　　好在這是現成的。中國財政的特色是，有一部分收入來自國有企業，國企除了上交一般的稅收，還要上交紅利。雖然由于財政體制轉軌，國企已經有十幾年沒有上繳紅利了。但是，這個不正常的做法，已經開始改變。

　　國企的紅利，是國有資本的收益，應該惠及全體人民，把國企的紅利平均分給全體老百姓，再自然合理不過。所以，國企的利潤，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可以作為全體國民福利的經常來源。當然，這需要時間。(王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