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經濟學者只信任人們的錢包，不信任人們口中說的快樂。實際上快樂的衡量相當可靠，有時用快樂或用較客觀的指標來衡量人們的生活品質，得到的答案是一樣的。

　　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第30個年頭。站在這一歷史節點，中國經濟也面臨著更多的抉擇、調整和發展。

　　中國改革開放30年間，1.4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然而這1.4億人并沒有完全成為城里人，未來的城市化應該何去何從？改革開放30年之后，今后要走的路到底是大政府小社會，還是小政府大社會？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率到底是來自競爭還是壟斷？許多問題都已擺在十字路口。

　　日前，由上海市經濟學會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共同主辦的中國經濟現狀與國際競爭力問題研討會在滬舉行。在“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抉擇、調整與發展”主題下，多位知名學者暢所欲言。

　　升值升息的博弈

　　在當前具體的政策層面上，以上海交通大學潘英麗教授等認為應該進一步放開匯率，讓人民幣迅速升值。而復旦大學華民教授則認為，人民幣匯率在目前階段應保持穩定，主張在維持匯率穩定的情況下優化產業結構，提高人力資本，從而提升內需。

　　華民分析中國宏觀經濟的實際狀況，外有順差，內有失業。正因失業過多，導致內需不足，使得中國經濟增長需要依靠投資和出口來推動。從需求角度看，中國的問題不在于消費與支出的結構，而是在于消費與支出的總量不足。只要居民收入沒有顯著提高，人民幣升值并不會導致人們放棄購買本土低價商品，而去購買高價進口商品。因此，人民幣對外升值并不會導致進口的增加。

　　華民進一步指出，升息作為一種總量調控手段，對于解決由于結構性因素而造成的投資過熱未必有用。從內部經濟看，升息將導致儲蓄替代消費，從而使得原本不足的消費更趨萎縮；從外部經濟看，由升息導致的人民幣資產的收益率提高，將會誘使更多境外資金涌入中國套利。人民幣愈是升息，流入中國的國際游資越多，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也就越大，從而令宏觀經濟面臨的風險加大。

　　潘英麗認為，在中國就業問題不是宏觀經濟問題，而是一個發展問題。因為中國的就業問題主要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這個問題的解決要靠發展政策，而不是靠宏觀經濟政策調控。

　　潘英麗主張人民幣加速升值的理由是，與其小步快走，給國際熱錢注入和投機的時間和機會，不如一次性調整，熱錢就沒有必要進來了。她指出，人民幣一次性較大幅度升值可以促進國民經濟內外平衡，有助于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并抑制通貨膨脹。

　　結構調整與職能轉變

　　多位專家不約而同提到結構調整問題。潘英麗指出，2000年以來我國投資、出口占GDP的比重直線上升，而居民消費占比快速下降，三駕馬車不平衡；由于大量投資在低層次的制造業上，我國對能源和有色金屬等需求很大，這種經濟增長很難持續。她強調，現在中國經濟對外依存度在65%以上，顯然是對外部過度依賴。據美國權威專家稱，世界經濟已出現拐點，現在起可能步入衰退。如果真是這樣，中國對外依存度過大可能會受到較大傷害。因此當前急需結構調整。

　　華民也提到，當前面臨的問題之一是投資過度，而投資過度主要不是由利率過低造成的，而是因為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國有企業部門成為社會投資主體所導致的。所以嚴格說現在所發生的投資過熱從本質上講是一個結構性問題，而不是一個資金成本問題。他認為要考慮占總人口60%的農民收入如何提高，70%的中西部居民的收入如何提高，90%的普通勞動力收入如何提高。關鍵在政府應從贏利政府變為服務政府，退出市場轉變職能，增加社會公共品生產。

　　復旦大學教授張軍指出，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根本問題是體制問題，也就是經濟學家說的結構性改革問題。計劃經濟要走向市場經濟，就要完成結構性改革任務，因為計劃經濟的特點是公共部門非常龐大，所以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壓縮公共部門，擴大私人部門，才能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過去已對銀行和國有企業進行了改革，改善了大量企業的競爭力，也使國有銀行有了重生。但是還留下了一塊公共部門的改革沒有完成。

　　張軍提出，當前中國經濟抵達了一個十字路口，改革的重心應該觸及公共部門中最核心的部分——政府部門，壓縮政府規模、改變政府在經濟中的職能，讓政府回歸到公共服務、公共品提供等方面的重要職能。他還指出，中國當前階段最大的民生問題是就業和低收入者收入增長問題。就業和收入增長依賴的是就業創造，而就業創造離不開私人部門擴張和城市化進程。至今，許多資源和機會還被壟斷，土地流轉和城市化進程依然緩慢，私人企業還面對著許多進入的壁壘，這些都會從中長期妨礙有效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創造的能力。中國經濟需要私人部門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市場擴張，來吸納更多的勞動力人口。

　　國民快樂的雙重考量

　　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黃有光教授在會上提出，中國經濟處于十字路口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要繼續強調高速GDP的發展，還是要強調經濟質量，包括環境問題。黃有光提出，必須重視經濟指標以外的一些因素，他強調了環境是否破壞和人民是否快樂等問題。

　　黃有光提到，多數經濟學者只信任人們的錢包，不信任人們口中說的快樂。實際上快樂的衡量相當可靠，有時用快樂或用較客觀的指標來衡量人們的生活品質，得到的答案是一樣的。經研究，知識和科技的進步可以提高生活的品質，而GDP本身的提高和生活品質并不完全正相關。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內，人們在吃、穿、用、行等各方面有了質的跨越，快樂感在增加，但當人均GDP超過一定水平線以上，人們生活的快樂感就未必會隨著經濟能力的提高而不斷上升了。雖然許多人認為賺錢很重要，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錢帶來的快樂可能會減少。例如美國經濟總量增加很快，而人們對生活滿意的比例在下降。

　　研究發現，影響快樂程度的并不只是收入，而包括健康、就業、婚姻等等。中國有一句話叫“助人為快樂之本”，研究證明這也是對的。此外，黃有光格外強調了環境問題。當前經濟的高速發展是以巨大的環境及資源犧牲為代價的。經濟發展未必可以直接增加人們的快樂感覺，另一方面環境的破壞卻在給快樂感減分。

　　那么環境問題能夠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自愈”嗎？黃有光指出，盡管經濟學者強調市場調節的功能，但環境破壞這樣的問題在經濟分析中被看作是一種外部成本，廠商們并沒有考慮，市場也并不能處理，所以必須由政府來解決環境問題。

　　他指出，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走到了一個關鍵節點。今后不能只看GDP，還要看人民的福祉，重視幸福指數。同時應該認識到市場并非萬能的，有很多問題包括環保、除貧、教育、研究等都需要政府去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