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美歐確立新監管框架 金融監管全面強化

　　2009年12月11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一項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大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2009年12月2日，歐盟各成員國財長就金融監管框架達成一致；2009年2月，英國議會通過了《2009銀行法案》。美歐金融監管改革計劃涉及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產品、消費者保護、危機應對以及國際監管合作等諸多領域，全面監管的新時代已經來臨。

　　點評：一場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使全球金融監管當局受到了來自各方的嚴厲批評和質疑，而重大金融危機的發生同時也造就了金融監管改革的新契機。危機促使美歐監管當局不斷反思本國金融監管以及協調機制的不足，迫使他們放棄各種打補丁的改良方案，直接探尋建立新的游戲規則。

　　雷曼事件使美歐監管部門意識到，合理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是實現監管資源有效配置和提高監管效率的基礎，尤其是系統性風險監管部門與其他監管部門的協調合作至關重要。若無一個能夠得到足夠的法律授權并擁有足夠信息的權威機構來負責檢測整個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的風險，監管當局很難采取高效率的聯合行動來解決影響金融市場穩定的突發性問題，亦難管理因金融機構一味追求規模擴張所帶來的巨大系統性風險。從監管行政角度來看，最佳的監管時機往往稍縱即逝，而令人難以忍耐的決策時滯則幾乎無例外地總是痛失良機。

　　為了加強對系統性風險的監控，此次美歐的金融監管改革不約而同地走上了集權的路子。從機構設置來看，實施系統性監管的職責或被賦予某一現有機構，或者索性另起爐灶。從監管范圍來看，一方面，更多的金融產品將被納入監管范圍——華爾街多年發展起來的完全游離于監管視野之外的大量柜臺交易債券和衍生金融產品將受到監管，金融產品創新也將受到更為嚴格的限制；另一方面，更多的金融創新機構將被迫接受更多的監管——參與市場活動的所有金融機構，特別是一向與監管絕緣的對沖基金、主權財富基金和信用評級機構等，都將受到嚴格監管。

　　值得深思的是，美國銀行業的資本水平雖然高于歐洲銀行業，卻也無法避免成為引爆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和重災區。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是，由于市場普遍認為資產可被迅速出售且敞口可被迅速平倉，銀行交易賬戶所要求的資本金水平可以保持在較低水平，而且，按市價計值的會計準則助推了資產的非理性繁榮。在市場高漲甚至是在正常運行時，這種狀態及其隱含的風險往往不被理會，一當危機來臨，銀行便會突然集體顯示出資本緩沖的短缺，大量的損失便只好依賴政府當局從外部注入。鑒于此次危機的慘痛教訓，各國監管當局都在醞釀對交易賬戶的資本金標準實行重大變革，同時也將對評估交易賬戶風險的整體方法進行徹底審查，人們希望，資本監管的改革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銀行在次貸危機中暴露出的親周期性。

　　盡管美歐此次金融監管改革堪稱激進，但充其量也只是“亡羊補牢”。而且，公諸于世的金融監管新框架，再次使我們看到監管者作為市場追隨者的路徑依舊：改革方案不過是不同利益集團、不同政黨之間利益調和的結果，目前大部分內容尚停留在政治主張和口號層面，將其付諸實施則需經歷漫長的過程。后危機時代美歐各國依然會在“市場”與“監管”之間努力尋求動態平衡的路徑，當下一個繁榮周期來臨，市場競爭壓力加劇，美歐金融監管仍無法回避從加強到放松的回歸，金融機構監管套利的機會仍將存在。這意味著，改革金融監管機制，提高監管效率，仍將是全世界面臨的長期難題。

　　點評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李揚

　　3、美歐日利率維持歷史低位 政策退出引發關注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政府出臺了包括降低利率在內的經濟救助政策。美聯儲自去年12月17日將利率降至0.25%后，已維持一年有余，日本、歐元區和英國的利率水平也降至0.1%、1%和0.5%，為歷史低位。經濟救助政策的實施使全球經濟出現了回暖跡象，但同時也使很多國家出現了過度舉債、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脹預期加劇等問題。政策退出已成為后危機時代世界各國面臨的又一重大課題。

　　點評：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各國政府出臺了各種經濟救助政策予以應對，隨著包括降息政策在內的一系列救市行動的開展，信心已有所恢復。2009年5月以來，全球經濟出現了回暖跡象。IMF預測，明年全球經濟增長有望達到2.4%。

　　不過，大量的貨幣增發給世界經濟帶來了通脹預期隱憂。目前，國際油價已接近80美元，與今年2月中旬相比上漲了一倍還多；金、銅、鋁和鉛等大宗商品價格也創下了一年多以來的最高水平。各國的財政壓力也不斷加劇，IMF估計，2009年全球主要發達國家財政赤字在GDP中的占比將達到10.2%，與2007年相比上升5倍。因此，各國政府在未來政策選擇上可能面臨兩難：如果很快退出救市措施，剛剛出現復蘇“綠芽”的全球經濟有可能重新陷入衰退；而如果太遲退出救市措施，全球經濟又可能陷入滯脹的不利局面。化解以上政策矛盾，既能緊跟經濟復蘇步伐，又能鞏固財政、預防通貨膨脹，就需要設計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退出戰略。總的來說，退出政策要把握好以下兩件事：

　　首先是退出時機的選擇。退出時機的選擇有賴于一國的經濟走勢。在判定經濟走勢上，最需要關注的就是經濟同步指標和滯后指標是否持續回暖，比如GDP是否連續增長、CPI和PPI是否開始上升、失業率是否觸底反彈等。由于經濟情況不同，各國在退出政策時機的選擇上可能會出現脫鉤。10月以來，澳大利亞、挪威、以色列等國已采取了加息政策，印度上調了銀行準備金。而如新西蘭、加拿大等受危機沖擊較輕、通脹壓力較大的資源型國家在未來半年內可能也會選擇加息。不過，對美國和歐盟各國來說，由于目前金融機構的風險還沒有完全出清，很多金融機構還存在虧損，特別是失業率依然很高，因此貿然退出可能會給經濟帶來二次衰退風險。預計在未來半年之內，主要發達國家實施大規模退出策略的可能性較低。

　　其次是退出次序的先后。對貨幣政策而言，在金融機構逐漸恢復信貸供給的情況下逐漸減少中央銀行面向社會的資金投入，然后再逐漸使面向金融機構投放的流動性恢復正常。當數量型貨幣政策退出后再考慮調整價格工具——利率。對財政政策而言，危機平穩信心恢復之后要逐步嚴肅財經紀律，逐漸減少財政赤字。IMF已針對這一問題，提出了相關建議，即各國應率先減少政府對金融機構資產和負債的擔保和保險，糾正信用市場的風險錯配，以恢復金融市場秩序。

　　總之，在全球經濟陷入危機之時，由政府出面伸出有形之手，提供必要支持以保障經濟不至于全面癱瘓，不僅是可行的，也是必須的。不過，經濟的穩定回升，最終還是需要依靠市場自身的內生性增長動力。因此，各國政府在實施經濟救助政策的同時，更應該具備前瞻性眼光，設計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退出戰略，保障全球經濟穩步復蘇和長期增長。

　　點評人：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 吳曉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