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紀念中國改革20周年的時候，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曾經引用狄更斯在《雙城記》開篇處的一段話來表達他對我們所處時代的感受：

　　“這是最好的時期，也是最壞的時期；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懷疑的年代；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希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無量，同時又感到希望渺茫；我們一齊奔向天堂，我們全又走向另一個方向……”

　　而今,又過去10年。

　　我們看到：一方面中國的光明前景更清楚地展現在面前，另一方面又充滿變數。我們用30年時間使得中國躋身于中等收入國家，人民生活水平一改1957到1977年的20年停滯狀態，得到了明顯的提高，貧困人口數大幅減少；可是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腐敗現象依然嚴重，貧富差距趨于擴大，經濟改革、政治改革面臨艱難的攻堅。這都使某些社會矛盾趨向復雜化。

　　值此改革開放30年之際，《小康》雜志對話吳敬璉先生，暢談成敗得失，展望改革未來。

　　三個值得注目的事件

　　《小康》：今年要紀念改革開放30年，這是一個很值得回顧和反思的階段，這30年您個人的經歷與改革緊緊相聯，其間值得注目的標志性事件是什么？

　　吳敬璉：回顧30年，我個人認為最具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有三個：

　　一是1984年明確“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這標志著經濟改革制度目標的確定和市場化改革的啟動；

　　二是1994年根據“整體推進”方針開始進行的財政體制、金融體制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對改善企業的市場環境起了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國企改革從放權讓利轉向制度創新和戰略性調整，也為后續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上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之所以能夠跨越一大步，跟1994年啟動的全面改革有直接的關系；

　　三是1997年“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確定，以及調整所有制結構的相關政策的實施，大大改善了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為市場經濟構筑了微觀基礎。這突出地表現為率先形成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格局的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迅猛發展。

　　危機感來自何處

　　《小康》：您說過，對中國發展前景“一方面持謹慎的樂觀態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機感”，現在最讓您有危機感的是什么？

　　吳敬璉：由于受到某些社會力量的阻礙和反對，改革形勢有可能出現逆轉。這種阻礙和反對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由于某些在轉型期中憑借特權受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擾，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受到阻礙或者遭到扭曲，從而使腐敗等“權貴資本主義”的現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一些改革開放前舊體制和舊路線的維護者利用這種情勢忽悠大眾，把他們引向反改革開放的方向。如果他們相互為用，扭轉改革的大方向，就有可能造成大好形勢的逆轉。

　　《小康》：您以前就指出過，這兩種阻礙改革的力量互相以對方作為自己存在的依據，用以動員社會力量支持自己。第一種力量極力保持和擴大特權，以便掠奪大眾以肥私；第二種力量則利用大眾對腐敗的不滿，諉過于改革開放，制造開倒車的輿論。具體地說，這種情況是怎么造成的呢？

　　吳敬璉：中國改革從一開始，就采取了一種不同于蘇東國家的“增量改革”戰略。這就是說，先不對國有經濟采取大的改革動作，而是在國有經濟之外，大力發展市場導向的民營經濟，從而使市場力量逐步壯大。這是一種聰明的、成效顯著的改革戰略。但是，它也帶來了雙重體制并存、“權力攪買賣”的尋租條件廣泛存在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某些能夠憑借權力獲益的人就力圖阻礙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推進，以免自己的尋租權力受到削弱；或者極力扭曲改革，以便通過權力獲得更多的財富。

　　這樣，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一直存在這樣的情況：當市場化改革大步推進，例如20世紀90年代初期商品價格開放，商品尋租的可能性大幅縮減時，腐敗被抑制，大眾滿意的聲音占有支配地位。反之，當正確的改革決定遭到扭曲，比如說推行了所謂“斯托雷平式”的權貴私有化(指專制條件下的權貴私有化)，或者進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礙，比如說國有壟斷企業的改革停頓不前時，就會造成腐敗的蔓延，引起大眾的不滿。

　　《小康》：您80年代中期就指出過要警惕陷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淖。這些年許多專家也在不斷呼吁。但是，這一問題一直難以解決。從早期的商品差價尋租，到最近十年的土地、金融等要素尋租，直到買官賣官，這些年“權力攪市場”的形式和內容發生了很多變化，新的尋租形式層出不窮，“尋租”和“設租”已然形成惡性循環。主要原因是什么？

　　吳敬璉：“難以解決”并非必然。我看根本的問題還在于政府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又不利。許多事情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例如，改革進行到中途，某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繼續朝現代市場經濟的方向前進，因此采取各種各樣的手段來阻止進一步的市場化。這種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礙，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甚至出現了倒退。比如國企改革，“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對于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股份化改制做出決定以后，國有經濟的改革有了很大進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壟斷性的國有企業，改革似乎就停頓不前了。

　　除經濟改革遲滯之外，世紀之交各級政府介入微觀經濟活動，部分官員濫用自己對土地、信貸等重要的配置權力，大辦“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或者強化對工程立項、股票上市等的審批等等，這都使能夠接近權力的貪官污吏、“紅頂商人”由此獲得暴利。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法治國家建設的滯后。對于一個所謂“非人格化交換”占主要地位的現代市場經濟來說，沒有合乎公平正義的法律體系和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活動的參與人為了保障自己財產的安全，就只有去結交官府。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就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口號，但是一直進展不大。為什么這些年來買官賣官越來越盛行呢?恐怕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公權不彰，官員的個人意志能夠決定企業的成敗禍福。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會導致腐敗。這是一個經過事實檢驗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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