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式各樣的城市夢想催生出不同的經濟圈。因此，和3年前民工荒剛剛出現時不同。現在中國已經有了5個大型的經濟體可供民工們選擇。而其中新興的環渤海地區在勞動力的競爭中暫時領先。在一半以上地區的民工工資都停留在200～1000元/月的范圍時，這個地區的民工平均工資達到了1200元以上。工資是決定民工去向的關鍵指標。在社科院的報告中，環渤海地區2006年的企業招滿狀況和2007年新增用工比例都排全國第一。

　　而在廣東東莞，打工者們發現，可以選擇去條件相對更好的長三角去打工。

　　一位在東莞某臺資企業工作的湖南籍工人告訴記者，“在春節后，我們一個村的外出打工者，都去了上海和江蘇，那邊的待遇相對高，工作時間段也比較規范，男女工的比例也合適。”

　　“我們這邊的廠房和基礎設施都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蓋的，而長江三角洲在2006～2007年蓋的廠房，當然比我們這邊好。”采訪中，東莞市勞動局勞動就業服務管理中心蕭主任指出，工資是個主要問題，但不是絕對因素，工作環境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貴州遵義市政府駐東莞辦事處是該市組織勞務輸出的重要平臺，該辦事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向記者分析說：“現在人才市場機制已經開始發揮作用，農民工都自發分流了。如今的農民在家里、企業和學校都可以通過網絡、報紙獲得信息，隨時都有大量的招聘信息，讓他們有了更多的選擇。”

　　中山大學勞工研究與服務中心主任劉林平教授分析說：“從宏觀來說，目前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對珠江三角洲民工的分流，是必然的趨勢，是本地缺工的主因。”事實上，這恰恰印證了隨著劉易斯轉折點而來的兩個標志性變化之一：即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

　　人口紅利期的結束

　　楊玉紅和她的丈夫隨時準備離開北京。他們把最近的一個啟程時間點定在2008年。“很多工程都會完工，很可能沒活干了。”楊玉紅說。但北京城的建設并不會在2008年后停止。“十六天的奧運只是一個大家都懂的便捷理由，北京的城市改造才是真正的現實。”著名作家龍應臺在一篇文章中寫到。在采訪中，這個觀點得到建筑商的肯定。“奧運會完了，還有大面積的舊城區要改造。五層舊樓要推倒改建成30層的樓房，原來的電纜負荷不了，水管的流量也要擴容，埋在地里的網線都要更新，這是多大的工程。”來自安徽的建筑商王順中說，“這些不都得農民工來做？”

　　這些大量的待建工程，像個黑洞一樣，吞噬著來自各地的勞動力。而中國的人口供應并不是一個伴隨勞動生產率提高和人均收入增加的自然人口轉變過程，而是社會經濟發展和計劃生育強制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現在，如果還要說中國廣袤的農村有取之不竭的勞動力，將會遭到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的雙重反駁。

　　30年前，中國開始實行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其結果簡而概之，就是中國計生委進行工作總結時的一句口號：“計劃生育三十年，人口減少三個億”。但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指出，計劃生育的成功其實是把雙刃劍：中國在這三十年中可能少了三億張嗷嗷待哺的嘴，但也少了三億勞動力。

　　一份聯合國的預測表示，到2015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將停止增長，屆時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達到10億人左右的峰值，隨后即開始逐漸下降。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所預見的中國人口變化趨勢與之類似。該中心稱，到2013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將達到72.1%的峰值，而勞動年齡人口總數的峰值將出現在2016年，屆時將達到9.97億。

　　由此產生的勞動力現實是，2006～2010年期間，非農產業的用工人數還將持續增加，中國的勞動力供需很快就將出現缺口。”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說。他和同事們使用三個經濟增長率設想值(10%的高增長率、9%的中等增長率以及8%的低增長率)以及兩個就業彈性指標，測算出六種勞動力供需局面。

　　“自2004年以來，無論出現上述哪種勞動力供需局面，中國每年新增就業人口的凈增長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勞動力需求量，隨著時間的推移，兩者之間的差距還將逐步擴大。盡管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農業部門將持續釋放出多余的勞動力，但具體到不同的地區、行業和工種，勞動力短缺的現象預計仍將不時出現。”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如此勾畫我國的勞動力供應前景。

[上一頁]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