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明珠滇池蒙塵已經20年，為了治理滇池污染，各方已經投入近48億元，這些來自中央、地方政府的款項和世界銀行的貸款，雖然緩解了滇池生態環境的惡化，但水質仍未根本好轉，目前滇池依然是我國污染最嚴重的湖泊之一。

　　這是一項糟糕的治理紀錄，以往的投入為什么沒能收到明顯效果？其中原因爭論極大，包括當地的環保專家對以往的治理模式提出了尖銳批評，認為目前存在的體制問題，導致污染治理花費巨大而效果不對稱，另一方雖然承認效果未盡如人意，但認為資金短缺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為了繼續治理滇池，按照云南省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預計在2006至2010年，有關方面繼續投入83.7億元，同時，昆明市積極爭取發行15億元的滇池治理企業債券。(7月14日《新京報》)環保工程作為典型的公共投資，政府投入有其合理因素，但同時需要抑制政府公共財政資源的浪費現象，實施問責制、公共財政民主監督等一系列制度安排。

　　滇池治理提供了一個反向的例子。雖然政府從上到下非常重視，但治理至今，也污染至今。期間少有責任主體為污染承擔責任，責任主體缺失，使治理速度趕不上污染速度。在滇池環境保護工作中，滇池流域的有關行政部門的角色常常錯位，他們一方面作為行政管理主體，肩負保護滇池環境之責，督促有關部門治污；另一方面，他們也應該是環保法規條例的約束者，但在經濟壓力下，部門之間各保其利，這就導致滇池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硬件工程大比拼的趨勢。

　　幾年前，云南大學和浙江大學的專家，經過為時兩年的“滇池流域社會運行機制與居民行為方式對滇池污染的影響及其對策研究”，形成了《建設現代新昆明與治理滇池污染》的決策咨詢報告，指出滇池污染治理中存在著重硬件建設、輕管理和宣傳教育監督；重工業污染治理、輕農業、餐飲業和旅游業污染治理；重兩城區污染治理、輕滇池沿岸污染治理等一系列問題。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對治理工程項目爭取和項目進展較為關注，而對工程結束后的運轉效果和效率重視不夠，以至于發生工程項目安排不合理的情況，該先做的未做，該后做的卻先做了。這個問題體現最為突出的是：滇池入湖污染量未控制住，就啟動大規模水體治理，使工程項目的實施效果大打折扣。

　　在治理過程中，對很多硬件工程是否起到了應有的作用還缺乏有效監控。環保總局某負責人曾舉出一例，他看到了漂亮的河堤，但堤內流淌著污水。毫無疑問，這是嚴重的財政浪費，有關項目的決策者應該為此承擔責任。

　　其實，有關部門有責任告知民眾，在完成了上述硬件設施后，為什么滇池水質沒有根本好轉，在工廠得到基本治理后，對成為目前滇池主要污染源的生活污水如何處置？如果結論是以往的投入未能收效，那么怎樣保證繼續投資硬件工程不是虛耗民帑？如果以往的投入已經收效，不投入滇池水質會更劣，也應該告知民眾，以取得日后治理生活污水時的民意支持。

　　此次當地政府動議發行企業債券，很明顯，是要依靠企業方式運作，由政府主導、市場推進、公眾參與。企業債投入到哪些企業，是否續建有關污水處理工程？有關企業是否應享受稅費優惠，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必須有明確說法。否則，公共財政企業式運作很可能再填“無底洞”。

　　通過財政的公開與民主，發揮企業債的效率，才能將治污工程撥亂反正，不再成為各地硬件工程的大比拼。這一條并非是滇池治理的特例，在目前我國面臨全面的環境整治時，很多地方也面臨著滇池式的治理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