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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四月二十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一季度宏觀數據以來，中國就進入新一個宏觀調控密集區。先是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連續兩天出臺行業加快結構調整的指導意見，后是國土資源部公布了全年的用地計劃。外匯管理局則在出臺系列藏匯于民的政策之后又透露，正計劃取消全國境外投資用匯規模限制，以滿足企業購匯進行境外投資的需要。而原本預期將在“五一”之后出臺的調息政策，四月二十七日就出來了。

　　實際上，進一步強化宏觀調控的調子早已定下。四月十四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總理溫家寶就明確指出，要加強固定資產投資調控，控制貨幣信貸投放。其原因主要是一季度經濟形勢出人意料，特別是固定資產投資這一宏觀調控的重點指標惡化，強化了一些原有的經濟矛盾，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更為嚴峻的挑戰。導致一季度中國經濟各項指標反彈的因素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只有兩個﹕一是地方政府換屆帶來明顯投資沖動，二是銀行貨幣流動性過大。

　　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一方面來自于政府改革的不到位，另一方面是因為地方官員們對科學發展觀的主觀認識不清。相形之下，貨幣流動性的過大在較大程度上則是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因素所導致。由于“閑置”資金量太大，許多資金以比存款利率還低的利率水平在銀行間貨幣市場運轉，銀行最后不得不以較低利率將大量資金推向社會。前三個月人民幣貸款增加一點二六萬億元，為計劃新增額的一半，同比多增五千一百九十三億元，出現所謂“寬貨幣、寬信貸”的“雙寬”現象。

　　雖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加強宏觀調控，但是銀行和地方出于各自的利益形成了一種緊密型的“銀政合作聯盟”，使得調控效果大打折扣。以房地產市場為例，去年四月二十七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專門討論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問題，隨后就出臺了七部委的文件，其目的是穩定房價。當時，許多人都認為房地產市場必將應聲而落。

　　但事實顯然不盡如人意，三月份，中國七十個大中城市房地產價格同比上漲了百分之五點四，漲幅比上個月下降了零點一個百分點，但環比(與上一月比較)在上個月增長百分之零點四的基礎上再次上升了百分之零點三。漲幅高于百分之十的城市有呼和浩特、大連、洛陽、包頭，深圳增長了百分之九點九。

　　如果這是一個正常的市場，在消費者意愿逐步減弱、越來越多的居民被排除在市場之外的情況下，再加上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強調要調控房地產價格，市場價格必然要出現象樣的調整。但現在為什么房地產價格依然能夠保持非理性上漲態勢呢？原因就在于“銀政合作聯盟”。

　　首先，一些地方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或明或暗地支持甚至推動著房地產市場價格上漲。

　　其次，前面所提到的“寬貨幣、寬信貸”現象為房地產價格上漲提供了資金支持。從目前趨勢看，銀行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的速度將不斷加快。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因為銀行與房地產業相互依賴性越加強，房地產周期性市場風險爆發時對銀行的傷害也就必然越大，給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帶來的陣痛也就會越重。

　　我們已經看到，一向謹慎從事宏觀調控的部門開始頻頻出招了。但是，我們需要問的是，這些政策出臺之后，真能達到效果嗎？

　　西諺有云：“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地方投資沖動問題實際上不是一個市場經濟的問題，而是一個政府改革的問題，其解決之道只能是包括行政手段在內的綜合調控。否則的話，其它的宏觀調控絕難沖破諸侯經濟這道坎。

　　類似的情況在貨幣流動性問題上同樣存在。最近，銀行提高了貸款利率，雖然會導致貸款出現一定的緊縮，但在緩解貨幣流動性偏大方面卻幾乎無濟于事。當年，大禹治水，提出“堵”不如“疏”。今天，解決貨幣流動過大的問題也猶如治水，而提高利率只是一種“堵”的策略。盡管可緩一時之急，但是如果我們不能為銀行巨額的富裕資金找到分流渠道的話，穩健貨幣政策的“決堤”將不可避免。

　　好在決策層適時推出了QDII，這就是一種“疏”的方式。目前，國內資金非常豐裕，而且走出去的條件也初步成熟，加速推進QDII應該是一個必然選擇。只是，受各類因素影響，QDII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還只能形成一條涓涓細流，難以起到有效的瀉洪作用，其裝飾作用將明顯大于實質影響。(摘自香港《亞洲周刊》；作者：高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