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最近的教育反思中，通才教育又引起世人的關注。其實早在1948年上半年，在荷花藤影的清華園內就已經進行過一場關于通才教育的大討論

　　大學應該是培養專才還是培養通才，或者說究竟是培養“人”還是制造“機器”(馮友蘭語)，這是關系到學生前途、社會發展和國家命運的大事。

　　1948年春節剛過，清華大學工學院的二十多位先生就聚集在土木館樓上的231號教室，舉行了一個教師談話會。會議由院長陶葆楷主持，在與會者中，有大家熟知的梁思成、錢偉長等人。這次會議是在前一年教授會的基礎上召開的。大家認為，大學工科教育的目的，是要培養對社會和人生有深刻認識的、有理想的工程師。因此，各系的專門課程應予減少，“屬于手藝性質之訓練，應利用假期辦理”。此外，為了使工科學生有時間、有精力去思考各種問題，還應該讓他們“吸收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方面之訓練”。會議最后決定，“本院應組織委員會分組研究”如何調整基礎課程和實習課程。

　　大約三個月以后，《清華旬刊》發表署名曉宋的文章：《嚴重的工程教育問題》。文章說，工學院要舉行改善課程大討論，陶院長希望同學們要多多發表意見。與此同時，搶救教育危機委員會也發放調查表與討論大綱，機械工程系的同學還發出呼吁，可見問題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文章還說：去年工學院教授會已經“一致指出了過度專門的不良傾向”，但如今同學們還是“被壓在繁重的功課負擔下……累得連讀報的時間也沒有，更談不到廣泛的社會科學知識的學習”了。因此作者問道：我們的教育當局“是不是曉得……把青年學生當成塑料是罪過”？

　　6月10日，清華大學自治會舉辦學術報告會，剛從美國回來的馮友蘭發表《論大學教育》的演講。馮先生講了兩個問題。第一，大學不是職業學校，不是宣傳機關，也不是教育部的一個科室;大學是傳授知識的部門，是獨立的追求真理研究的單位，是不受任何干涉的專家集團。第二，大學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而不是要把人訓練成工具或機器。

　　接下來他分析說：因為人類面臨的不僅僅是吃飯、穿衣等“有用”的問題，所以大學教育在傳授專業知識的同時，還應該給學生一個清醒的頭腦，一顆熱烈的心。只有這樣，學生才能對社會有所了解，對是非有所判斷，對價值有所欣賞，才不至于接受現成的結論，不至于人云亦云。他還說，許多知識和學問對于人生的作用，在短時間內是看不出來的，有些甚至永遠也看不出來。因此，只知道學習“有用”的知識，其實是無知的表現。

　　不久，潘光旦先生也在《論教育的更張》中談了自己的看法。文章說，主張專才教育的一個主要論據，就是社會生活需要分工合作。但是人畢竟和螞蟻不同，螞蟻的分工是一種本能，人的發展卻有無限可能性。如果教育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讓學生像螞蟻似的掌握一種能力，那么我們的社會就會變成一個非人的世界。

　　文章還說，工業生產奉行的是“同樣標準”，通才教育追求的是“共通基礎”，工廠的目的是要把產品造得一模一樣，學校卻應該向學生提供無限的可能性。如果過早地把學生納入一個狹窄的專業范圍內，就會扼殺他們的個性。這樣一來，就只能造就“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文章認為，專業教育培養的專家除了一技之長外，還有很多短處。再加上這種專家因為有一技之長，就非常自負。因此這種人越多，沖突也越多，合作就越困難，“國家的和諧康泰(就)越不可問”。這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所說：倘若“舉世全是匠人，而沒有幾個通人”，那種錙銖必較、乃至同室操戈的局面就會發生。

　　上述討論是有深刻背景的。1945年二戰結束后，哈佛大學的教授們在反思戰爭、反思人類歷史教訓的基礎上，提出過一份報告，題目是《一個自由社會中的普通教育》。報告指出：多年來過分強調社會分工和專業教育，有抵消人類合作、增加社會沖突的可能，階級斗爭乃至法西斯戰爭由是而生。這不僅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破壞，也對民主自由構成極大威脅。報告認為，自由社會必須由自由的個人組成，而自由人格的產生，有賴于普通教育的努力。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普通教育強調的是“普”“通”二字。“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達。不“普”，自由的人格就不會大大增加；不“通”，就無法獲得真正自由。

　　遺憾的是，沒過多久，清華大學就由于種種原因變成了單純工科大學，而這場通才教育大討論，也很快被人遺忘。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文/智效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