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作為與內地完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體制中發展起來的香港高校，雖然受到了內地考生、家長乃至有關學者的熱捧，但它們具體情況，實際上大多數內地人并不了解。它們究竟是怎樣的學校，奉行怎樣的教育理念和教學體制？學生在那里會受到怎樣的教育和訓練，又會向哪些方向發展，有怎樣的前途？

　　特別是，已經有人指出，今年是中國加入WTO時承諾開放教育過渡期的最后一年，教育市場的全面開放，已是不遠的事。了解香港的大學是怎樣運作的，就顯得更有意義。

　　香港三名校：港大、中大與科大

　　目前在香港，一共有8所大學(university)，另外還有許多學院(college)。這8所大學是：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理工大學、嶺南大學、浸會大學、城市大學和教育學院。其中前三所，實力最強。

　　香港大學正式成立于1911年，已有近百年的歷史，也是香港8所大學中歷史最悠久的。它與香港中文大學是香港僅有的2所綜合型大學，包括了建筑學院、文學院、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等10所學院。在2004年英國《泰晤士報》公布全球最佳200所大學中排名第39位。

　　而香港中文大學，是由四所書院組成的。除資源分配、招生政策等由本部中央管理，各書院行政獨立，享有書院文化發展的自由。這四所書院都有其各自的背景。像新亞書院，就是由一批著名學者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創立的，成為當代中國，特別是在歷史、文化學科的一個學術重鎮。崇基學院由于是香港基督教教會代表所創辦的，因此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響。

　　與前兩所大學不同，香港科技大學的歷史非常之短。它創立于1988年，于1991年10月才正式開學。但是，在短短十幾年里，它已在《泰晤士報》的全球最佳200所大學排名中，位列第42名。從辦學模式上講，科大模仿了美國公立大學，其75%的教師在北美62所一流研究型學府中取得了博士學位。

　　在香港，一般來說人們會認為老牌的香港大學是英式教育的代表，中文大學，則飽受中國文化的浸泡，而后起之秀科技大學，是典型的美式教育。然而，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香港中文大學的盧乃桂教授認為，應該說它們現在都是在探索自己的道路，是混合的、港式的教育模式。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張信剛這樣向本刊記者表達他的辦學理念：重視人文精神和科技成果的相互配合，提倡學術自由、表達自由、信息流通自由。“我當校長快11年了，我的治校理念很簡單，就是讓學校更像一間大學”。

　　而中文大學的副校長鄭振耀用更簡潔的話總結他們的辦學理念：“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

　　政府出資，教授治校

　　香港的8所大學均屬于公立大學。每所大學都是通過有關的香港法令組建的。該法令總體上規定了大學的權利和責任、特權和構造，而這些規定的修改權只屬于香港立法會。

　　大學辦學的資金也主要來自于政府的投入。根據香港大學官方網站資料顯示，2003～2004學年度有64%的辦學資金來自于政府支持，14.9%為學費，還有7.9%是社會的捐助。香港中文大學官方網站的資料也顯示，2004～2005年度來自于政府支持的經費占到了總數的62.1%。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科學部教授、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丁學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香港政府設有一個專門的大學撥款委員會，通過不定期的研究評估，分配政府的教育撥款。政府的財政撥款，一般用于學校日常運作；而社會捐助部分則一般用于具體的某項事務，例如設立某項獎學金，建立某個研究所，修建某項設施等。

　　雖然8所大學均屬于公立性質，但政府并不直接參與管理。鄭振耀介紹，依據香港法令規定，大學的最高決策機構是校董事會。校董會主席由香港特首任命，董事會成員也需由主席提名，并經特首批準通過。這些成員中，有超過一半是校外的在社會上具有影響力的人，例如，立法會議員、工商教育界知名人士等。來自校內的董事，則由校長、各學院院長以及一些著名教授組成。目前香港所有高校都會把校董事會成員控制在30名以內，并且每名校董都有其固定任期。

　　學校中最重要的決策均要通過校董事會。例如聘請校長，就是由校董會成員組成一個專門的小組，在全世界內進行公開招聘。

　　但學校日常的大部分工作，尤其是學術、教學上的工作，都是由教務委員會來處理。教務委員會全部是由教授和學生代表組成，其中教授占多數。只要是在教務方面的決策，校董會都會尊重教務會的有關決定。因此，鄭振耀把其稱作：教授治校。

　　丁學良在其著作《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學？》一書中介紹了科大教師的聘用過程。每當有空缺職位時，該系會成立專門的錄用委員會，并在多家英文和中文的專業期刊公布招聘信息。委員會由資深和資淺的教員搭配構成，經過幾輪篩選和無記名投票后，選出候選人，有關的結果和系主任的意見經由學院復議，最后報學校批準方可聘用。

　　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現任教于北京大學醫學部公共衛生學院的劉繼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目前香港高校新教師的聘用，均是采用合約制，一般是3年一簽。

　　除了教師招聘制度，香港教師的評審制度也非常嚴格。鄭振耀把教師的評審、晉升指標歸納為4點。首先，是教師的學術成就；第二，是他的教學水平；第三，是教師的社會服務；這其中包括參與不同的社會機構，例如政府的一些咨詢會議、專業團體的工作，而這些都是非牟利性的；第四，就是對學校、書院、學院所做的貢獻。而有關的評審也是由教員組成的學術評審委員會完成的。

　　身在香港，同時也身處全球

　　香港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物流管理系的大一學生金韜，目前正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參加一項自費的暑期交流活動。“快要考試了，我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屋里復習《流體力學》，不過抽空兒也去了一趟拉斯維加斯。”這次暑期交流的機會是她從學校寄給每一個學生的電子郵件中獲知的。而學校一般都是通過電郵的方式把各類實習、交流機會的信息傳遞給學生。學生只需填寫有關的申請表，就可以參加這樣的交流活動。

　　在香港高校，這種國際交流是非常習見的。據鄭振耀介紹，中文大學每年有2400多個各種不同時間長度的國際交流名額提供給本科生(中大每年招入的新生共2900多人)。中文大學已與180多所著名的海內外學府開展學生交換計劃(時間不少于一學期，正式參與對方學校的課程，并且達成學分互認)，其中就包括哈佛、耶魯、康奈爾等世界頂級大學。

　　港大、科大的情況與中大的情況基本相似。據資料顯示，3所學校每年的學生交換計劃均不少于400個名額。香港理工大學潘宗光告訴本刊：“我們每年有500個交換生名額。交換的學校一半在內地，一半在海外。我們的目標是幫助我們的學生在畢業之前，每人都有一次離開本土的機會。這個目標現在我們已經實現了一半。”

　　世界各地的學生也在涌進香港校園。用科大人文社科部讀研究生孫元嘉的說法，“你隨時可以(在校園里)看到各種不同膚色的人，連老師的構成也是多元的”。

　　在港大2004～2005年度的官方資料中，在1萬多名在校生里，有超過1000名的非本地學生，來自世界上35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

　　段海燕是北大政府管理學院大四的學生，大三時曾去香港中文大學做了半年的交換生。在中大期間，她選修了高階德語課。令其深感佩服的是，老師是個德國人，德語和英語的水平自不待言，就連廣東話和普通話都轉換自如。

　　在香港科技大學生物化學系讀二年級的張怡也非常感嘆：“就連我的1門選修課——《中國歷史》的老師，都是耶魯大學畢業的博士。”

　　據鄭振耀介紹，中大的教師都是從全世界公開招聘的，95%的教師擁有國外名校學歷。鄭認為，每一名從國際名校歸來的老師，都會有他的國際聯系網絡，從而也就使得學校能夠跟世界各地的知名大學，有較為密切的聯系，“這樣，我們的課程、教學、管理等都會有著很好的國際性的背景。”

　　國際交流，不單單體現在人從國外來。所有曾在香港高校求過學的人，對于學校信息資源的豐富與快捷都深有感觸。香港大學博士、現任教于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的隋玉杰副教授告訴本刊，香港高校的圖書資料系統非常全面，尤其是國際領域的最新成果，可以隨時檢索到。“有些需要付費才能看到全文的文章，只要你提出申請，學校都會馬上幫你轉過來，在這方面學校都有相應的補貼。”

　　劉繼同教授對此也深有體會。他記得一本名叫《社會政策》的英國學術期刊，在中大圖書館中，甚至可以查到從20世紀初創刊以來的每一期。

　　以“通識”為目的的靈活學分制

　　香港高校與國際接軌的，不僅是英語授課。在課程、教學方式等方面，都采用了國際主流的方式。

　　與內地的學分制不同，香港的學分機制相當靈活。目的是使學生能夠學到更為廣博的知識，并且加強自學的能力。鄭振耀把這種教育方式稱為通識教育。具體來講，如果是按照3年制(目前香港高校本科仍然采用3年制，因此內地學生去香港念書還要讀1年的預科)來算，中大學生要修滿99個學分，其中基礎課和必修課最多不超過70多學分，剩下的學分都用于其他的選修課程。而且，即使是必修課，其大部分也可以由學生根據個人情況，選擇上哪些課以及在哪個學期上。鄭振耀說：“這樣，學生不會把全部的學分放在主修方面。而選修課涵蓋了全校的幾百門課程，這其中包括了文化傳承、自然科學、人文與社會等很多方面。”

　　對于這種自主選擇權，就讀于香港大學數學系三年級的本科生周的感覺是“很松快”。由于頭兩年只有5門必修課，于是周選擇了很多金融、投資方面的課程。

　　這樣做，對于學校教師，也是一種壓力。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鳴，曾赴香港中文大學做過訪問學者，他評價說，由于學生的這種選擇自主性，不能夠吸引學生的課程，就無法開設下去。

　　除了學分機制外，香港高校的課程設置也相當靈活。曾赴香港大學交換的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本科生韓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除了一般性的講授課外，香港高校的課堂還會安排專門的討論課。這種討論課常由助教主持，采用小班模式，一般只有約10名左右的學生參加。在每堂課結束時，助教會布置下一堂的主題，列出要看的書目。在下一堂課，通過觀察學生之間的小組討論和提問學生，來判斷每名學生是否認真地完成了任務。“如果沒看過那些書，你就根本沒法參與到那些討論中。”韓穎說。

　　香港高校的課程數量雖然不多，但韓穎介紹，由于學校十分注重考核學生平時的學習情況，因此每名學生的工作量非常之大。港大期末考試的成績通常只占總成績的40%左右，而其他考核項目包括出勤、平時作業、期中考試等等。

　　“這里的理科生更是辛苦，壓力大、作業多，每天熬到夜里兩三點是很正常的。”韓穎說。

　　張怡的學習也非常緊張，幾乎每周都會有考試。“記得有一門實驗課，最后的總成績就是由10次考試的分數加總得出的。”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這樣培養出的學生，他們的前程很讓校方欣慰。以香港中文大學為例，在該校就讀的內地本科生畢業后，約25%的留校讀研，20%拿到獎學金去國外繼續深造，30%多留在香港工作，14%選擇了回內地工作。而在香港科技大學，該校2005年畢業生中，92%畢業生在8月份以前就拿到了offer(入學或工作的批準書)。而選擇就業的學生，平均月收入為11554港幣。

　　用鄭振耀的話來評價：“我們培養的人才不是某方面的專才，而是通才，他們在各個領域都能夠成為領頭人。我相信，他們具有在香港、內地、乃至世界任何地方工作的能力。”

　　“Hall文化”

　　在香港高校讀書，社團活動是其校園教育不可少的一部分，其中最為獨特的是它的“Hall文化”。這里的Hall就是指學生居住的宿舍樓，學生會以它為單位組成社團。“也許你不屬于系的社團(類似于內地高校的系學生會)，也許你不屬于院的社團(類似于內地高校的院學生會)，但從你一進校開始，就一定屬于某個Hall的社團。”(香港高校中，只有Hall社團無需報名，當你入住時，自動成為它的一員)張怡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Hall中的事務都是由學生自主解決的，每個樓層都會有樓長、副樓長，負責學生生活的管理。“譬如規定晚上12點開樓會，如果你不來，樓長會點名批評，還會找你談話。如果幾次不參加Hall里的活動，就會漸漸難以融入他們的生活，甚至被趕出Hall。”韓穎說。

　　每棟Hall都有不同的風格，學生在參與、組織Hall活動的過程中，鍛煉出很強的領導能力，也培養了的團隊感。“我們那個Hall的社團名叫冰川舍，據說是因為樓里的空調特別猛。”張怡說。冰川舍平均每2周就會舉行一次活動，形式也是多種多樣。比如各種運動比賽，有時是樓內各層間的競爭，有時是與其他社團的比賽。張怡覺得最有意思的是，每到期末考試之前，冰川舍都會組織一個“燒豬大會”，祈禱大家在即將來臨的期末考試中，能夠取得優異的成績。“燒豬會”結束，同學們共同分享眾多的美食。

　　韓穎住的偉倫樓中，有一個傳統節日“偉倫節”。即每個樓層包裝一個“樓花”，最后參加評選，看誰獲勝。同學們拍攝專輯并錄制成CD和錄像帶、送海報和小禮品、派傳單……“有好幾輪攻勢，真的和包裝一個明星差不多。”韓穎的樓友當時是參與的主力之一，每天上午8點多就起床出門了，而第二天早晨五六點才會回來。“那次我們樓層最后獲勝了，所有人都抱在一起哭成一團，非常感人。”韓穎說。

　　對于香港高校豐富的社團活動，鄭振耀認為這在學生的個人發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在香港高校里，學生需要自己去解決很多問題，籌備很多事情。”在中大有200多個學生社團，而這些社團的管理都完全是由學生自主進行的。他們的參選、競選、拉票，乃至籌備活動都是由自己來解決。學校提供給學生一個非常寬松、自由的環境，引導和啟發學生自由的成長。他認為，這也是學校全能教育的一個重要方面。

　　來自上海的王凈先后就讀于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他曾做過系學生會的執行委員，對港校社團活動感觸頗多：“社團活動的經費是由學生會撥款，而學生會的錢是由港府提供的專項資金，學校是不能隨便砍掉的。”

　　但韓穎也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這樣的“Hall文化”并不是人人都能承受的。有些學生寧愿每天趕很遠的路在校外住，也不愿住在Hall。“因為真的很花時間！說實話，有些內地學生并不太能夠接受這些。”

　　平等的對話空間

　　“我覺得港大這里的確開放、自由，有次見到數百教職工在圖書館前搭臺抗議，痛斥學校沒有誠信、不守諾言，而從港大學生的反應來看，他們已經司空見慣了。”韓穎在港大交換期間，深深感受到了香港高校內這種平等的對話空間。“那時，大家對Hall旁的食堂服務不滿意，于是學生自己組織群體簽名，要求學校做出改善，而最后食堂果然改制了。”她說。

　　港大學生周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每間餐廳合約期滿，都會由餐廳附近Hall的同學投票，來決定其去留。

　　在香港高校，各個Hall常常會有夜話和糖水會，為了想要更深入的接觸學生，了解學生對校政的意見，校長每學期都會到各個Hall參加這種氣氛融洽的夜話活動。學生既能夠在這樣的場合向校方領導表達意見，也可以從長者那里了解到學術和生活的經驗和體會。

　　由于香港高校預計在2012到2013年，將本科階段由三年轉為四年制，加上學校正常的規模擴張，很多學校正面臨著在校生要大幅增加的壓力。為了緩解這方面的壓力，中大校方提出將部分學生宿舍由兩人間改為三人間。

　　由于涉及學生切身利益，校方先是公布計劃，然后就這一提案在校園中進行廣泛的意見征詢，所有學生都收到了學校相關的電子郵件。同時，學校還在每個書院都設立示范單元，讓學生去參觀，實地感受三人間帶來的變化。

　　但是，在意見征詢中，學生會持反對意見，認為這種改制對學生的影響很大。同時，有人提出，部分宿舍的改制，增加的床位有限，成本還很高。最后，學校宿舍管理處認可了學生們的觀點，就取消了這一計劃，并隨即再次發送電子郵件告知學生。

　　“這樣的校園文化有助于公民意識的培養和民主政治的養成，有助于培養未來社會的領袖人才和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北京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楊東平如此評價。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文/王尋 黃晨嵐 段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