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17日，中國人最熱鬧的除夕夜。彼時在北京的另一端，王全安和他的御用女主角余男站在柏林電影宮里，當充滿內蒙古風情的馬頭琴的音樂徐徐響起，柏林電影節評委會主席在最后一刻將懸念的結果大聲宣布出來，《圖雅的婚事》字幕開始在銀幕上滾動時，全場的掌聲，足足持續了四五分鐘。

　　盡管事先有些預感，當那一刻來臨時，好像又超出了心理的判斷和準備。用女主角余男的話來說，“原以為可以拿塊銀牌，沒想到卻得到了金牌。曾經想會有個驚喜，沒想到卻收獲了狂喜。”

　　一個月前，《圖雅的婚事》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低成本影片，一個月后，估計王全安要被封為中國電影新的領軍人物了。而在此之前，他的名字以及低調的行事風格在圈外并非盡人皆知，《圖雅的婚事》也僅僅只是繼《月蝕》《驚蟄》之后他的第三部藝術片。

　　有人說王全安和余男在聽到獲獎的時候十分高興，甚至激動得過度。但想想上一個拿下這個金熊的中國電影導演是張藝謀，獲獎的影片叫《紅高粱》，而這已經是很久的20年前的事了。即便激動過度，又有何妨？

　　得獎以后，每個人都在狂歡，轉場又去了好幾個酒吧，王全安很想隨大伙盡興地喝高一次。可那一晚，卻怎么喝也不醉，腦袋反而異常清醒冷靜。

　　狂喜過后，他很快回到了相對正常的狀態，梳理了自己之后，馬上想接下來做什么。讓他興奮的不是一部電影，而是一類電影的方向被肯定了，他似乎看到了今后比較順利的前景。

　　而他真正因激動過度而喝醉的那次，其實是幾天前電影節首映的晚上。2月10日，到達柏林之后，王全安半夜3點趕去電影院調光、試音。第二天首映式上，電影節評委和普通柏林觀眾坐在一起，當電影放映完，觀眾給他和《圖雅的婚事》的掌聲和回應，那種熱烈的反應，完全出乎王全安意料。

　　“正如你所期望的一樣，片子放映的過程中，在希望熱烈的地方，觀眾的反應很熱烈。這個電影里品質最好的就是演員的表演，當介紹女主角余男出場時，得到的掌聲甚至比電影本身還多，我真有點意外了。當我跳出來看眼前的這一切—— 一個相對低調的演員，得到如此既有控制而又滿含熱烈的掌聲，我真覺得一個演員領受到這個，是最大的肯定和幸福。”

　　對演員的肯定，當然也是對導演的肯定。那一晚，王全安和朋友們一起出去，喝高了。

　　4年，13個劇本

　　1991年的西安電影制片廠，總有個下了班(或者不怎么上班)立馬鉆在屋子里寫東西的家伙。不過不相識的也見怪不怪，這是有著古老文化底蘊的陜西土地上人的性情——在這里比較認同閑人，彼此彼此的人在一起，互不稀奇。

　　若換在北京，就沒有幾個人會覺得這是一件很正常的、司空見慣的事情了——一個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人，不想方設法地在畢業之前到處“活動”尋找關系，而是主動要求回到出生地；并且在成為導演之前，恐怕也沒有幾個人能像王全安一樣，并不著急拍片子，而是安然自得地埋頭寫了整整四年多的劇本。

　　大四那年，身邊的同學都忙著為留在北京東奔西走，他卻晃晃悠悠地沒有絲毫動靜。連教務處的老師都急了，跟他說，你也不跑一跑，都快要分配了。他不急，扔出一句，“我是西安來的，你把我分回去不就完了？”

　　就這樣按他自己要求去了西安電影制片廠，分過去當副導演。畢業時他只提了一個條件——只跟一部電影，了解電影的流程就夠了。私底下他跟張子恩副廠長(電視劇《宰相劉羅鍋》的導演)說了真心話，“別的我真的不太想干，我就想一心寫劇本……”

　　在北京當然一樣可以寫劇本，文藝圈的人或者還徘徊在圈外的人，如果想做成什么事情，都要巴巴地擠在北京。即便不在北京的，后來也都想方設法聚攏過來。可他不這樣想。

　　“必須要離開北京，這個地方已經比較躁動了，如果你就這么坐著寫劇本，周圍環境就覺得你有病，就覺得你這個人神道道的，因為大家都在急著要干點‘正’事……”那時的王全安，覺得自己注定就是個游走的人。

　　西影給他發工資，沒有人說他，也沒有壓力，他對物質要求也不是很高。他喜歡這樣的生活，可以安排自己的時間，一呆就是四年多，他給自己定了時間表，用這四年寫完10個劇本。結果，四年過完了，他寫了13個劇本——當然都沒有投拍，就是為了練筆。

　　電影學院的四年學習對他來說非常重要，在那個環境里，他看了很多在別的地方看不到的片子，用他的話來說，是對導演氣質的一種很好的培養。他喜歡的大導演科波拉、黑澤明、費里尼，都寫劇本，科波拉有10年的劇本訓練，而黑澤明則寫了20年。他們的電影那么好那么扎實，反過來看是有原因的，不是單單掌握了技巧就能拍好這么簡單。

　　上大一時他就開始寫劇本。那時寫了一個短劇《風的小屋》，寫年輕人的情感、社會的問題。剛開始沒把握，不敢說是自己寫的，騙老師說是某個小說里的一段，一演，很成功，班上的同學看了感動得唏里嘩啦，看一次哭一次，覺得劇情跟自己的生活很接近有關系。他興奮了，發現自己編劇本有天賦，發現表達是如此有力而有效，一下子就決定徹底開始寫劇本了。

　　“就像練書法一樣，不能忽略基本的訓練。我們的價值體系比較實用功利，喜歡四兩撥千斤的那種感覺，有些電影拍出來就是不讓觀眾好好看。電影拍出來就是給觀眾看的，這個基本的都做不到。”這是他后來在西影執著寫劇本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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