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港產喜劇時代的終結?

　　香港喜劇電影是極具香港本土特色的一個重要類型片種。在上世紀香港電影黃金時代,標榜著香港人看過之后一定會開懷大笑和能深有共鳴的香港喜劇電影,在稍微遲滯的幾年后在內地廣受認可,進而使香港電影達到全盛時期。

　　“周星馳并不是香港喜劇電影的唯一。”周黎明認為,在周星馳之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現過許冠文、許冠杰、許冠英,以及董驃和肥肥等香港知名的諧星。“對比后來王晶的‘低俗’喜劇,許氏兄弟的《摩登保鏢》等作品主要圍繞香港底層市民,來講述詼諧幽默的喜劇故事。”

　　“雖然與以前的喜劇一樣,周星馳的電影大多表現的是小人物的故事,但周星馳的幽默氣質是出類拔萃的,他的喜劇一方面瘋狂和夸張,另一方面會讓你看到不同的視角,體會更復雜的感情。他的喜劇創造出了一種‘間離’的效果。在后來的《功夫》里,雖然有意削弱了喜劇元素,但是依然能讓你在發笑的同時體會一些人性的東西。”顧小白分析說,最開始的時候在王晶和劉鎮偉等導演的幫助下,周星馳終于完成了“無厘頭”風格的形成,與后來《功夫》更為全球化的野心相比,周星馳藝術鼎盛期早在《唐伯虎點秋香》、《賭圣》這些舊經典時期就已形成,作為一種文化元素,催生了香港喜劇電影的黃金年代。

　　或許周星馳“無厘頭”在內地的風靡,恰恰迎合了香港文化上世紀末對內陸的某種文化征服力。“香港市民文化的生長是充分自足的,而這種文化的特點就是東方式的無厘頭,類似于東北的二人轉。它是底層自由市民趣味的象征。周星馳的商業模式表演,最大限度地迎合了民眾的精神需要。”朱大可說。

　　張檸認為,香港是一個商業文化和城市文化比較發達的社會,城市文化最重要的兩個特點就是消費和娛樂,喜劇在香港承載的更多是娛樂功能而非教育。“北方人見到周星弛之后卻一驚一咋、大呼小叫‘星爺’,仿佛遇到了救星。在北方那種嚴肅的環境里,聽到周星馳的無厘頭、反邏輯、有瓦解性的語言,的確有一種解氣的感覺。但這種‘無厘頭’的語言風格乃至行為方式,在嶺南文化中早就存在。”他認為,南方“無厘頭文化”對北方文化是一種彌補,但正統中原文化無法對此作出有效解釋,以為是香港人從歐美引進了什么新的文化怪物,所以冠以“后現代”之名,這是周星馳們始料未及的。”

　　香港喜劇電影目前的窘境是,整個港產電影在大陸電影產業興起的強大沖擊下,越來越被染上一層“明日黃花”的色調。這背后,若隱若現地出現了香港文化在強大內地文化復蘇后的弱勢。

　　“周星馳之后香港基本上已經沒有喜劇了。”顧小白說:“去年的《家有喜事》為了照顧內地觀眾,做得特別爛。目前香港喜劇電影做得非常低俗,已經開始沒落了。這個與社會環境是有關系的,投資人不愿意再拍那種很本土化的東西,編劇和導演也不愿意,大家現在更加看重內陸市場這一塊,拍電影的大趨勢是所有華人都能看懂,更能夠引起共鳴,所以香港電影界逐漸放棄了很多本土化的東西,我覺得照此下去,不光是港產喜劇,整個香港電影業在五六年之內不會有什么大發展。”

　　3下一個周星馳,在內地?

　　與香港賀歲喜劇電影的衰落相比,以馮小剛為代表的內地賀歲電影票房上節節攀升,《非誠勿擾》在全國的票房超過了3億。作為受王朔影響較深的馮氏喜劇電影頗有淵源:上世紀末周星馳在內地走紅之前,以王朔《頑主》為代表的調侃喜劇已經有了雛形。但影評人卻一直有這樣的觀點:“王朔是比較有個人特質的黑色喜劇。他的文學能力很強,但是他的喜劇相對的比較小眾化,風格很本地化、北方化,在固定人群特別逗,不是通吃的喜劇類型。”

　　“華語喜劇總體而言是比較輕浮的,缺乏黑色幽默的批判深度。當然馮小剛電影有時能有所超越。我們從來就不是一個以所謂‘幽默感’著稱的民族,憂郁的氣質是妨礙喜劇發展的重要障礙。”朱大可說。

　　在馮小剛與周星馳的對比中,影評人也并不特別看好馮小剛。“馮小剛的電影處在比較常態的喜劇和高級的喜劇之間的狀態,我一直都期待他能夠更上一個層次,不用太考慮市場,完全的放下那些限制,不受約束地表達自己內心的東西。”顧小白說。周黎明也認為,馮小剛的喜劇電影“不純潔”,“《非誠勿擾》明顯地看到他處處在考慮觀眾口味,已經成為一種非常商業化的創作狀態,他反而沒有周星馳對喜劇的那種純粹。”

　　如同王朔式喜劇與伍迪·艾倫的知識分子式調侃的接近,如同成龍的動作喜劇直接源自對巴斯特·基頓的模仿、周星馳《大話西游》的成功來源于對金凱瑞的模仿。顧小白認為,不管是在電影類型、拍攝技術、演員還是編劇上,中國的電影還都停留在一個模仿西方的發展階段,其中就包括喜劇電影的創作和編劇。

　　相對本土性、地域性較強的內地喜劇,能否創造出周星馳之后喜劇電影的又一高峰?朱大可認為,目前的情況只能“拭目以待”,因為正在流行的馮(小剛)式喜劇和趙(本山)式喜劇,都已處在衰退之中。

　　“或許內地的寧浩有機會成為下一個高峰?”周黎明認為,內地的喜劇文化與香港喜劇文化有不同的傳統,王朔的《頑主》發展出來的是知識分子憤怒一代式的京侃幽默,但藝術上的創作仍比較粗糙,演變到馮小剛又變得思想上沒有那么深刻,拍出《瘋狂的石頭》、《瘋狂的賽車》的寧浩相對來說有所超越。

　　“我覺得中國的喜劇電影沒有什么優點,中國的喜劇整體都比較粗糙,做得太過急功近利,尤其是編劇方面做得特別差。比如《愛情呼叫轉移》、《桃花運》等這類喜劇片,其實說到底就是小品和電視劇,只是搬到了大熒幕上而已。”顧小白認為,喜劇的制作應當是非常講究的一種藝術創作,從細節到整體的風格韻味,國內的影視編劇都缺乏精致的打磨。

　　4胡戈、“山寨”是新的喜劇火種?

　　從默片時代的卓別林、巴斯特·基頓,到憨豆和金凱瑞的雅俗共賞,再到當今好萊塢黑色喜劇炙手可熱的代表人科恩兄弟,西方電影的漫長發展衍生了非常豐富的喜劇類型,包括鬧劇、浪漫喜劇、諷刺劇、黑色喜劇、音樂喜劇、風尚喜劇等等,對比之下,國內的喜劇電影創作顯得十分單一,搞笑的搞笑、流俗的流俗,似乎缺乏了玩味的余地。

　　“喜劇和悲劇都是娛樂方式的一種。但東方人更喜歡喜劇而拒絕悲劇,甚至熱衷于為悲劇加上喜劇式的結局。對于一個抑郁為主導氣質的民族而言,喜劇顯然是一種更有效的精神療法。”朱大可說。

　　周黎明認為,喜劇編劇思想性的缺乏仍是國產喜劇的最大掣肘,“科恩兄弟的《老無所依》、《焚后即閱》在不斷挑戰黑色幽默的極限,可能是暴力血腥,但卻潛藏著黑色幽默的實質”。周黎明說,西方戲劇的傳統把正劇也稱為悲喜劇,如今許多西方電影大師都非常嫻熟地在悲情電影里運用一個感染人的喜劇橋段,而國內的電影編導往往拍悲劇和正劇時都不敢使用喜劇,對喜劇的理解和運用“遠未開化”。

　　什么樣的喜劇精神更能與當今人們社會心理相吻合?文化學者和影評人都提到了“山寨文化”。周黎明認為,對各種“山寨精神”應該一分為二、區別對待:第一種,以胡戈《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的“山寨”更接近西方戲劇里的Spoof(戲仿),是針對原作的一種顛覆性的再創作、二度評論,是一種值得挖掘的新娛樂精神的苗子；另一種,以各種偽造商標、粗略模仿為表現形態的抄襲,更多地是一種無價值的侵權。

　　如同《武林外傳》因戲仿“古代傳統、江湖規矩”,創造了一種新的娛樂效果那樣,戲仿和山寨是否象征了新的喜劇火種?朱大可認為,戲仿和山寨依舊是周星馳的“大話”文化的延續,他預言說:“周星馳的‘大話’還會出現各種新的版本和樣式。在這個持續性的解構浪潮中,文化反叛的主題將被不斷翻新。當所謂‘90后’一代開始接管‘80后’的話語領地時,新一輪的戲仿和山寨運動就會再度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