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他開始改編小說《神木》作為自己的第一部電影劇本。因為不了解礦工和煤窯實際狀況，他花了4個月，跑到寧夏、河南、山西、陜西、河北等地的20多個煤窯實地了解，跟隨礦工深入礦井底部，全片也是在礦井底下實景拍攝。

　　理想化的電影追求，使電影獲獎無數(2003年，《盲井》還被法國的專業電影雜志，選為該年世界10部最佳影片第二名)。理想也使演員飽受礦洞坍塌的威脅，大家總感覺拍攝過程是在賭命，甚至使非職業演員出身的女主角中途不辭而別……最終還讓電影無緣國內公映。

　　今日李楊已閉口不談當年與管理部門就《盲井》的糾纏，他只說，當時是有機會改變《盲井》的命運，“但是我沒有妥協。再說改片子是要花錢的，我也沒有錢。”那時他跟相關部門的解釋很簡單，“我不清楚，不了解情況。”

　　到了《盲山》，相隔4年，導演的水性好了很多。他已經很清楚，“劇本要先審查通過，然后才能去拍；拍完再審查，他覺得哪里不合適，要剪掉。”

　　“當時我們是對立的狀態，現在是對話的狀態。大家需要對話，可能是對某種東西認識不一樣。”他也已經能釋然那段莫名的禁期，“好在它不是無期，3年還可以熬。”(《盲井》在海外的發行早已收回投資，這也是他能不急的原因之一)

　　他也開始有“藝術家”的風范，面對采訪，他總愿意把對事實的陳述轉變成玄妙的人生哲理，和對道德的追問，并以“你明白吧？”來加強這個表達的力度。

　　如何將創作的沖動納入現實的軌道，這也許是“好學生”李楊在這4年學到最多的。

　　去參評各大電影節獎項的《盲山》，結尾和公開放映的完全不同，和《色·戒》一樣，《盲山》在海外和內地上映的，是兩個不同的剪接版本。

　　《盲山》在北京首映那天，馮小剛、顧長衛、崔永元，甚至竇唯、崔健等朋友都到場為這個“新人”捧場。現場李楊顯得有點激動，他說因為有他們在，他感覺到不孤獨。受到了鼓舞的導演還相信，中國電影的環境在不斷變，就像《盲井》的命運。“現在《盲井》還是有希望從地下走到地上的。我充滿希望——中國開放思想的官員會越來越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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