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統獨”矛盾的表象與實質

　　1.受地域人口比例、總體實力對比、國際上的地位與影響、歷史文化傳統及發展趨勢以及地理環境等等基本因素制約，臺獨根本就是一條走不通的路。臺獨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具有現實的危險，那就是大陸本身出現大的問題而自顧不暇；但中國正處于整個歷史循環中全面復興的上升階段，生命力與內聚力空前強盛，對臺灣的影響力與涵蓋力日益擴大。在作者看來，即使臺灣哪天真的宣布獨立，也仍然只能是表示與我對抗的一句空話；作者唯一擔憂的，是那種情況下我們可能在群情輿論下被迫中斷了現代化建設。

　　2.臺灣獨不了，其實連李登輝那樣的極端臺獨分子也心知肚明。2003年4月5日李登輝為一群臺獨分子講課，大放厥詞大談急獨，但當有人私下問他對大陸太刺激會不會引來危險時，李稱：中國要統一還早，臺灣要先站得住，不能被欺負了(中央社當日電)。其他如陳水扁聲稱“一個中國原本不是問題”、謝長廷在陳水扁初次上臺后所稱高雄廈門為“一國兩市”、民進黨“立委”陳昭南建議廢除“臺獨綱領”等等，都是這種心態的反應。臺灣名作家李敖在鳳凰衛視的節目中，則干脆將島內“統獨”斗爭稱之為騙人的“偽議題”，還說國民黨太正經、不會騙。李敖近似狂狷的言論，其實也透露出相當的真理。

　　3.特別是我與“瑙魯”建交、“非典”期間兩岸在國際上的斗爭等等，極大地加深了島內民眾對我的敵視與仇恨，成為陳水扁依靠與我對抗獲取勝選的社會基礎。

　　4.所謂“文化臺獨”、“漸進臺獨”不足為懼。與改幾個街道名稱等等相比，真正要“去中國化”，恐怕得所有臺灣人不講中國話、不寫中國字、改變最基本的中國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這即使行得通，恐怕也得幾代人的時程。有一種看法說得好：與大陸地理上靠得太近，是臺獨永遠無法擺脫的宿命。

　　5.不少論者為了凸顯臺獨的復雜性，常常將臺獨的根源追溯到日本統治的“皇民化”，或者是戰后國際上曾經出現過的“臺灣地位未定論”等等。這固然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在臺灣經歷了“二二八”事件及國民黨數十年的白色恐怖、經歷了兩岸關系數十年的僵持對抗之后，再以這些理由來解釋臺獨，就失去了起碼的說服力，甚至無異于回避矛盾與推卸責任了。

　　6.這次臺灣選舉前夕，作者曾對有關同志講過兩句話：……如果泛藍真的上臺，我們一定要在最短時間內同泛藍就一個中國問題進行妥善的“對接”，要絕對避免泛藍上臺后我們又一步步走到批判“連宋”搞分裂搞臺獨的地步；甚至極而言之：如果泛藍上臺，由于他們畢竟還在講統一，所以不論他們說什么、提什么，我們都要認定他們是堅持一個中國的，關鍵是該做什么做什么，該三通就三通，該談判就談判，因為大格局、大趨勢在我們手中，他們說什么提什么其實都不具有根本的意義。今天作者再補充一點：這個精神在相當程度上對民進黨也適用。

　　六、臺灣人特殊的歷史遭遇及由此生成之二重心理結構

　　1.這里所指臺灣人，先講在島內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本省人”。不論就血緣、地域還是歷史、文化而言，臺灣人無疑就是中國人。但由于過去整整一個世紀中臺灣人特殊的歷史經歷，使他們在兩岸統一問題上形成了一種非常復雜的二重心理結構，對祖國中央政府存在一種非常獨特的恩怨情仇。了解并解開臺灣人這一歷史情結，仍然是我們爭取民心、“激活”臺灣人中國認同的關鍵所在，也是兩岸關系能否緩和穩定、和平統一能否逐步達成的關鍵所在。

　　2.世紀初：被母親拋棄的無奈。1895年甲午戰敗，清政府為求自保割棄臺灣。當時島內軍民哭天搶地，泣求中央政府勿將他們拋棄于東洋。因清政府在日本淫威下極力撇清同島內抗日軍民的關系，甚至將逃脫到福建沿海的抗日領袖綁交日本人殺頭(如簡大獅)，他們被迫自行組織奮起抗日。其中短暫出現過的“臺灣民主國”，因無“國”可依被迫宣布獨立(已沒有資格自稱中國人)，但仍以“永清”為年號，明示“永向大清”心志。

　　3.世紀中：回歸后的雙重幻滅。1945年日本投降、臺灣回歸。臺灣人民表現出極大的愛國主義熱情，當時中國身為“五大國”之一，更增加了他們的樂觀與期待，“全島鼓樂，數月不絕”，“我們終于又可以做堂堂中國人了！”民族主義達到高潮。可惜的是，他們迎接來的“國軍”遠不是一個現代化的軍隊，而是一支被歷史學家形容為“慘勝”的部隊，同時彌漫于中國大陸的封建、腐敗、官僚、特權也跟著接收大員涌入臺灣；國民黨接收人員在臺灣上上下下大搞“五子登科”(所謂金子、房子、車子、女子之類)，而生居于此地的臺灣人卻由于不受信任、許多人已不識中文不懂國語等原因，繼續處于社會的邊緣與底層。臺灣人于日本統治時期生長出的對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的渴望，至此雙重破滅。

　　4.世紀末：“民主”業已實現，“民族”再臨抉擇。這是繼半個世紀前民族主義理想破滅后，臺灣人再一次直接面對祖國，進行再一次抉擇。不同的是，上一次開始時是帶著欣喜無條件地回歸祖國懷抱，這次則多了一項“對等與尊嚴”的堅持。與上一次相同的是，作為祖國一方的言行態度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和影響他們的進退取舍。而在全局戰略上占據的主動，則使我們能夠對十分在意祖國態度的臺灣人展現比以往更大的包容。新世紀是一個樂觀的世紀。在歷史的長線上，我們聽到了兩岸融合的深沉腳步。

　　5.臺灣人特殊的歷史經歷，使他們在兩岸關系和統一問題上有主要以下幾種心態。

　　一是棄兒心結。如同一個孤兒，被母親拋棄，之后經過自己艱難掙扎長大了，而且出息了；這時候談到認祖歸宗，他很自然會抱持一種可認可不認、可歸可不歸的態度。在此情況下，要真正促其回歸就須在兩方面具有同等的力度。首先是阻斷其不歸的后路，同時必須以親情感化，以母愛滋潤，甚至某種程度上讓他以一種自主自愿、榮歸故里的姿態回家。如只是聲色俱厲說你必須回來否則就是大逆不道，則必然導致其心理逆反。從歷史的總體脈絡看，是祖國有負于臺灣人民，而不是臺灣人民有負于祖國。祖國有責任幫助臺灣人民盡早卸下臺獨的包袱。

　　二是強烈的“出頭天”思想。這一思想反映在兩岸關系現實上，就是認為“一國兩制”是對臺灣地位的“矮化”，拒不接受地方政府的定位，強烈執著于“尊嚴與平等”，突出表現是許多人可以接受血緣、歷史、文化及未來的中國，但對目前“政治”的一個中國則不愿承認(因為“中國”在國際現實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民國”)。

　　三是明顯的西方制度認同。臺灣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大陸未來誘人的發展前景。但是，他們在根本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上還是認同西方的模式，并一廂情愿地認為大陸將來也會走上那條道路。體現在兩岸關系取向上，就是希望兩岸制度及生活水平接近后再談統一(即所謂“未來的一個中國”)，現階段則兩岸“分治”。這是“維持現狀”成為所謂臺灣“主流民意”的深層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