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上可見，由于內外形勢的變化，“一個中國”成為新形勢下需要兩岸來協商處理、共同維系的問題。但在我們來說，一是經過幾十年的斗爭才取得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的絕對優勢，很難轉過彎來在“唯一合法政府”之外對對方有所包容與妥協；二是“一國兩制”的初始內容作為既定的目標，核心就是要臺灣當局接受地方政府地位，任何其他的要求與考慮都與這個目標不相容。雙方這種根本性的分歧，導致后來在此問題上的斗爭日趨激烈。

　　2.十多年來圍繞一個中國的斗爭無處不在，貫穿始終，代表性的回合：1993 年臺灣突破我限制加入APEC，并第一次參加當年于西雅圖舉行的年會；會中我出于在國際上破除“兩個中國”印象、為臺灣明確定位的考慮，改變了慣常“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提法，發表聲明重提“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結果是臺灣代表江丙坤(現為國民黨副主席)專門召開記者會，第一次公開喊出階段性“兩個中國”……在這期間貫穿著的兩岸數不清的言詞激辯中，臺灣方面既說過統，也說過獨，但其中最直白也最能體現臺灣方面意思的，是現任高雄市長、擔任過民進黨主席的謝長廷在今年選舉前的一句話：“對等就是最重要的原則。你是一個國家，那我就是一個國家，你說你是政府，那我也就是政府”。

　　3.“九二共識”問題其實也是如此。當年經過我們的努力，雙方達成了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對一個中國的含義不加討論的共識，促成了世所矚目的“汪辜會談”。在這過程中，我采取兩岸與國際“內外有別”、分開處理的辦法，在國際上繼續堅持“唯一合法政府”并繼續打擊臺灣方面的活動。其后出現李登輝訪美事件，兩岸政治上陷入僵局；我堅持“兩會”復談的前提是臺灣方面回到一個中國立場上來，臺灣則堅持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所以我又明確表明“一中各表”是對“九二共識”的“歪曲”。

　　4.應該認識到，在以和平方式追求統一、兩岸要接觸、要談判的過程中，臺灣就一個中國問題與我展開斗爭是非常正常、非常自然的。蔣家也搞兩個中國，只是同樣未能成功。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1972年聯合國恢復席位的時候。

　　5.十多年來的激烈斗爭中，臺灣方面由堅持一個中國到“特殊兩國論”、再到“一邊一國”等等，形式有不同，實質其實只有一個，這就是他們無數次表明的所謂“尊嚴”與“平等”(或對等)。十多年斗爭反復證明的其實也只是一個現實：如果我們不打算接續1949年的國共內戰通過戰爭把“中華民國”徹底消滅，那么一個中國的框架中就必須留有對方能夠接受的位置，否則只能迫使對方離一個中國越來越遠，直至“臺獨”(能不能實現是另外的問題)。

　　黨中央關于一個中國“新三句”的表述，已經正式寫入黨的十六大報告。這是十多年對臺工作最寶貴的經驗與結晶，內涵豐富，前景遠大，得來不易，一定要好好珍惜發揮，切切不可浪費，特別是不應在一般的宣傳中使它萎縮成一個僅僅針對臺獨與“兩個中國”的狹窄概念。

　　6.受當年蘇東劇變與國際格局重組的鼓舞，臺灣與我在國際上展開激烈爭斗。一條線索是圍繞擴大與圍堵臺灣的“邦交國”數量。另一條線索是臺灣竭力擠入政府間國際組織，先后突破我限制加入了亞銀、APEC、WTO等國際經濟文化組織；經過SARS一役，世界衛生組織也只是時間問題了。總體上，國際上的涉臺斗爭本身有其極限所在：以邊際方法看，假設我最終有能力把臺灣現有二十幾個“邦交國”打掉，但臺灣則完全可以把最后一個若干萬人口的微型小國統統養起來。在某種程度上，由于我并不能真正切斷臺灣同外部世界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聯系，因而一個與二十幾個對他們來說其實已無本質性的差別。未來的調整，必須找到一種我們既不會失控、臺灣多數民眾又可以接受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