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和現實之間，我們站在中間

　　曾有6月初去過彭州災區的朋友告訴徐新建，到了現場，很怪，說實話沒有太多的感覺，不覺得太慘，也不覺得悲痛。

　　徐新建給他分析，是因為情感提前透支了。就像網絡上有人說的，這段時間流了一生中最多的眼淚。透支的原因，是因為被媒體調動，所看到的是聚焦的東西，加工過的東西，而不是分散的真實場景，結果一到現場，反而覺得平淡，就像戲劇和生活的差異。

　　在現場，是每一個人直接被激發，是什么反應就是什么反應。而現在我們很多反應是被媒體，其中經過一定的引導，在某種尺度上去釋放，或者被呈現。徐新建提醒說，塑造這場災難，這是一件有危險的事：你到生活當中去，生活就顯得蒼白、平淡。

　　而他本人一直在自我提醒：“第一，我要逃避一種圖像、媒體呈現的符號式的東西。我不能不相信，也不能完全相信。所以必須走出符號的世界，進入真實的世界；第二，我是選擇性地看媒體。后現代理論就講，公眾一定要對媒體有一種消化能力、過濾能力。幾千公尺往下跳傘，去救援，多么壯烈，能不震撼嗎？但我自己保留一部分原創性的心理，我不用。所以一上路，就能被激活。”

　　開車去都江堰，看見路牌，藍底白字，寫著“聚源”，徐新建頓時就覺得腦袋一麻。媒體上看見很多關于聚源的慘狀，但那個聚源是不能夠有所在的，是虛的一個存在。現在，真實的聚源，就在這里。

　　到了都江堰，聯系好的人帶著他們四處走。慢慢看，聽人慢慢介紹情況，他感覺到，自己終于不再是一個電視觀眾，不再完全是通過別人的眼別人的口來看來報道自己身邊的一件大事。

　　安置點內，當天室外溫度大概有三十四五攝氏度。徐新建想進帳篷去看看，一探身，幾乎是砰地被彈了回來：里面起碼有四十幾攝氏度，熱浪稠密得成了一道有形的墻。

　　“這就是現場感，這就是真實的災后生活，不一樣的。”他說。

　　那么，電視鏡頭里顯然是一個被切割的世界。在目前這種社會分工甚至是資源壟斷中，普通民眾對現實的認知是很蒼白的，這讓徐新建為人類學救災特別課題的田野記錄找到了另一種定位：媒體的記錄是有漏洞的，媒體和現實之間，我們站在中間。

　　成都人，災民？

　　到都江堰、彭州，成都人總說是“去災區”。可誰又能肯定地說成都市里就不是災區呢？

　　博士生李菲是土生土長的成都人，她能感受到成都人在地震后的那種尷尬。“我們看汶川、都江堰，認為那里是災區，我們在救助。但實際上對于整個外圍，我們是災民，在被救助”。

　　她在小區樓下做了一個調查，受訪的人當中，有的認為自己是災民，有的認為自己不是。凡認為是的，都有外在文化指標。有人說是因為外地朋友打電話來慰問，你們災區咋樣啊。還有人是因為移動和聯通發了通告，這期間手機欠費了也不會停機。

　　看到這個，哦，我享受了災民待遇，所以我是災民。

　　與此相對應的，是李菲認識的一個女孩，老家在什邡重災區，房子都垮了，但她一直不認為自己是災民。到震后第十天，政府開始發放救災物資，她在領到物資那一刻才意識到，哦，我是災民。

　　災民這個概念迅速成為一個調節杠桿。“它調節所有人的情感投入、全國的關注重點，調節物資調配，包括政策傾斜。比如，同樣的一個救災帳篷，我就覺得我們成都是災區，那成都人用了這個帳篷為什么不行呢？”李菲反問。

　　她指的是前段時間在成都鬧得沸沸揚揚的一個事件：一些小區內發現了印有“救災專用”字樣的帳篷，市民們一擁而上，拍照，放上網，查車牌號，查身份，開始“追殺”。

　　李菲覺得這種現象“很不正常”，災民明明是一個范圍可以被界定的概念，但這個時候它被道德化了。帳篷本來可用可不用，沒有一個絕對的界線，但一旦上升到道德層面，你一旦用了，你就要被“追殺”。

　　“那是否意味著，成都人自己有清晰的劃分，在成都市區范圍內不能自認為是災民或者享受災民待遇？”記者問。

　　“問題恰恰在這里。成都人的自我定位極其模糊，是癥狀性的。別人認為他是災民，他認為別人是災民，在這個夾縫當中，他的認同會往兩邊走。災民這個概念看似客觀，最后變成了一個主觀選擇的結果。”李菲說。

　　“那你自己怎么認為？”

　　“我覺得，我是。”她幾乎沒有猶豫地說，“災民有幾個指標嘛，可能有人身傷害，經濟上的損失，但其實還有心理傷害這一層。只要你的常規狀態被打亂，你都應該被納入這個范圍。當然，我們國家的標準只有物質層面。”

　　災難過后的災民化過程，構成了一個文化事件，從人類學的角度看，這提供了認識人類社會的極好契機。至少，李菲相信，這樣的田野記錄足以深化人們對一個城市及其市民的認知。

　　你畢竟是一種被過濾了的痛苦，別人卻是直接面對

　　李菲自認為，自己作為成都人的經歷非常有價值，“因為大家在關注災區的時候，就把成都忘了”。然而這樣一個“極有意義的題目”，卻在她去了一趟都江堰的受災群眾安置點后，非常堅決地換成了另外一個。

　　在都江堰，由于有當地工作人員接應，他們“很有幸地”進入到了一般人進不去的安置點。

　　安置點內，一個都江堰原來比較成熟的社區被集中安排住在露天帳篷區。帳篷里熱得難受，幾十號人，聚在外面聊天。話題有很多是抱怨。李菲馬上就曉得，這個點很值得關注，“因為你可能會遇上個人、零星的家庭，但在災后還能保持一個小規模社群的狀態，太難得了”。

　　遺憾的是，管理者并不喜歡這樣保留了原有結構和功能的社群，認為他們“抱團，不服從管理，總有自己的一套”。所以這個社區正面臨被遷出或拆散的命運。

　　看她掛著相機，這些人以為李菲是記者，于是抱怨給她聽。安置點里聽到的看到的，使李菲覺得“受了刺激”，因為很多狀況，和之前通過媒體了解到的，并不完全一致，比如管理秩序。“這個我恐怕不能詳細去闡述了。”她有些抱歉地說。

　　這個過程中，一個老大爺瞅準機會攔了她三次。老人“看得出是五六十年代的知識分子，戴個眼鏡，文質彬彬的”，腹部有傷，由于手術后養護不當和沒休息好，傷口已經開裂、翻紅。老伴有高血壓，正躺在一邊。老兩口因為到安置點晚，沒分到帳篷。老伴被一家帳篷收留，他白天閑逛，晚上就去混帳篷，今天這家，明天那家。

　　頭兩次，他在李菲身旁說自己的情況，沒提要求。但李菲知道他對自己有期待，而田野調查是要避免這種情況的，所以把持住了，回避他，不搭話，“眼神都不和他碰”。

　　第三次，他又來了，想說點兒什么的樣子。

　　“最后實在是忍無可忍了，沒有辦法，一步一步到了那個情境，你曉得要是不那么做，肯定回去覺都沒法睡。”李菲決定要“打抱不平”。

　　當時安置點內正在分活動板房，要求根據帳篷號登記。她上前問一個工作人員，“請問他這樣的情況怎么安置？”

　　“問對面那個。”甩過來一句。

　　對面那人眼都不抬一下，“這個下來再說！”

　　“啥子呢，下來再說？下來好久呢？”李菲沒退。

　　那人轉過來跟她打了個照面，見掛著相機，有點兒慌，“主要是現在太忙了，他的情況下來再說。”

　　李菲跟進道：“耽誤你兩分鐘時間，麻煩你給這個老人家講清楚，到底需要哪些材料，他好去準備。”

　　那人給老大爺講了。老人對李菲千恩萬謝。“他不這樣還好，這樣我就更難受了。我曉得我干預了。我腦袋里當時就是這個詞。學科術語馬上就在頭腦里轉，糟了，干預了。但我想，管他的，干預就干預了，反正我的調查主體上并不受影響。”

　　但導師徐新建卻不這么想。他判定，作為一名人類學的田野考察者，李菲的工作心態和方式已經影響到了調查質量。因為人類學者要了解的是，這個地方平時是什么樣子，沒有自己在的時候，它是如何運行的。“如果我們去了，對那里指手畫腳，實際上已經改變了那個地方的真實情況。那還怎么深描呢？已經沒有辦法深描了！”

　　這涉及學科規矩。人類學對社會記憶的保存，對口述現場的采集是有一種敏感性的。新聞有導向性，而人類學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保持價值中立，主位客位結合，盡量不作道德評判。

　　所以此次人類學救災特別課題一開始就明確：不要介入討論，不要輕易下結論，要原封不動地、完整地、立體地、客觀地記錄，為今后的人認識這個事件和這個地區發生的這些情況，提供其他方面所難以獲取的真實。

　　“這些原則是人類學本來就有的，這次我們只是重申了這些原則。因為我們的學生容易激動，會有一些情緒，直覺的判斷是同情老百姓，覺得官僚一般是有問題的。但實際上，人類學者在安置點，應該是第三方的角色，既不偏聽受災群眾的抱怨，也不完全輕信組織者的表白。這才是對這門學科身后的公眾負責。”徐新建分析道。

　　無論如何，李菲在都江堰安置點所受的刺激，都促使她在3天的“亢奮期”內，寫出了數萬字的調查報告。

　　她說：“作為成都人的經歷肯定要寫，但我必須把這件事擺在前面，因為它讓我有一種職業和道德上的雙重責任感。成都人，你不管作為災民也好，非災民也好，處在什么樣的夾縫當中，但你的痛苦畢竟是一種被過濾了的痛苦。別人直接面臨的是烈日、食物狀況、沒有隱私權，包括出入自由。”

　　李菲的題目是“災民安置與社群重建”。這是震后一個非常引人關注的話題。四川大學教授趙毅衡在一次人文學者座談中，曾專門論及此。

　　地震中，個人會被切斷社會聯系，被“原子化”，這時能否度過，比如震中區的人在被深埋后能否保持鎮定，靠的是個人品質。而社群能不能組織起來生存、自救，則要靠集群品質。

　　趙毅衡說，他非常想看到有關社群的深入報道，比如汶川被隔斷了兩天，汶川人民是怎么樣集合起來的？一個村子被隔斷了，那么村子里的一兩百人怎么過？這個時候領袖怎么產生？凝聚力怎么產生？一個學校的人，校長如果消失了，余下來的人是怎樣集合起來的？

　　社群受災，若能自動做出良性有序的基本反應，如骨干分工、食物分配、居住安排等，那么他認為，這個民族就是有希望的。“為什么呢？”趙毅衡自問自答，“因為我們隨時都可能被隔斷，比如飛機失事，比如在外國遇到暴民。那么，這個時候人群靠什么方式凝聚起來？我說的不是民族凝聚力，也不僅僅是個人品質。社群凝聚力是一個民族真正的素質的表現。”

　　關于這場大地震，從國家到個人角度的思考已經不少。趙毅衡提出，在民族團結精神與個人鎮定力之間，還應當更加關注一種社群凝聚力。“中國人是不是還像孫中山說的那樣是‘一盤散沙’？我覺得主要就是要看是否具有這種社群凝聚力。”(徐百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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