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一早，林科吉家失蹤的烏龜突然露了面。結果下午發生地震，成都震感強烈。

　　去年年底，在四川大學念博士的林科吉搬入高層住宅新居。他從巴中老家帶回兩只野生烏龜，一大一小，準備養在自家屋頂花園。小的那只，在水池里游了幾圈就爬上岸，鉆進花園泥土中。一連半年，沒它蹤影，都以為是死了，或跑掉了。

　　地震當天晚上，離奇出現的這只烏龜再次失蹤。林科吉覺得蹊蹺，把這事告訴了一些親近的師友。后來余震不斷，某天，小烏龜又回到水池里。那段時間，整個成都正陷入躲余震的兵荒馬亂中。林科吉猶豫了一下，還是措辭謹慎地在小范圍內發了條短信：

　　“我家那只烏龜又出現了。”

　　天天喊著做田野，現在田野就在我們身邊

　　徐新建大笑道：“他這個短信的意思是，我理解，躲不躲你們自己看著辦。”

　　“5·12”之后，躲余震一度成了成都人生活的主要內容。烏龜只是一個小小的插曲。震后10天，徐新建有一半時間睡在戶外，或學校草坪上，或自家車里。這位四川大學文學人類學所所長發現，生活已很難恢復到正常狀態了。

　　“日子咋個過呢？拿起書來看，看不進去，寫東西，寫不下去。甚至希望報余震，希望跑，希望有各種的傳言，很奇怪，好像那種混亂才是我的身體所適應的。很怕靜下來，一靜你就無所適從了。”他這樣描述自己的感受。

　　事實是，地震期間，成都各高校都有學生因驚慌失措而跳樓自傷，川大據說有數十人，另一所大學甚至有一名學生從二樓跳下后頭部觸地身亡。

　　所以當人類學救災特別課題啟動時，徐新建一再強調，這首先是一個自救的過程，希望通過學科的專業知識和日常訓練，讓學術志愿者們回到正常的軌道，從而參與進救災的大命題中。

　　一位人類學導師提醒他的弟子們：“我們天天喊著做田野，現在田野就在我們身邊，這既是責任，更是考驗。”

　　人類學把自己介入研究的地域稱之為“田野”。這里的“田野”，可以是偏遠地區的村落，也可以是現代化大城市。

　　一位來自美國的人類學家，前段時間正在重慶做一個墓葬的課題。他的專業是身體研究，屬于醫學人類學。地震發生后，他馬上意識到，大量死難者的遺體處理，會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突發事件后的大規模埋葬，是無法用細致的文化方式來處置的，必然會打破人們對死亡的常態處理。這在人類社會中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比如戰爭、瘟疫。那么，當無法用文化的方式來埋葬自己的親人、伙伴、同胞，將是什么樣的一種場景？

　　他趕到地震的重災區彭州，目睹了遺體處理的完整過程：從單個遺體處理到上千具的遺體處理。徐新建在與他長談后，深感災難過后人類學大有用武之地。人類學者通過現場考察，用學科眼光記錄下來的災后整個場景和過程，會為我們今后的文明形態抽象出重要的經驗。

　　烏龜、老蛇與狗

　　還是回到上述那只失蹤的烏龜。它不僅是人們震后的談資，更有意義的是它已成為嚴肅學科思考的對象。在人類學救災特別課題中，林科吉的分工是“災難與異象”。他的記錄，便從自家烏龜的異常反應開始。

　　他還專門跑了一趟成都市動物園。多數管理員都說，沒有發現這里的動物有什么異常反應。但金魚放養池的管理員注意到，觀賞魚類較平常有明顯異常：不少錦鯉死了，還有一些魚莫名其妙地往水池壁上撞。一位管養鴿子的大姐告訴林科吉，這里的鴿子雖然沒有出現什么異常，但在震前兩天，她看到園內住所旁，有一條兩米多長的大蛇爬到樹枝上，將自己的頸部緊緊纏住，結果窒息而死。

　　老蛇自殺，在林科吉走訪搜集來的種種“異象”中，算是最離奇的一樁。每每向人提起，總會激起人們最大的好奇。

　　然而并非沒有批評：大家都在關注抗震英雄，關注災后重建，你搞這些豈不是干擾視線？

　　對此，林科吉給出的解釋是：田野調查必須尊重歷史的完整性，在一個事件發生的過程中，我們不能簡單地判斷哪些東西重要，哪些不重要，而應該盡可能全面完整地去再現這個現場。記錄老蛇自殺這類事情，是因為種種異象在老百姓的口耳相傳中非常盛行，而目前被媒體引導的社會情緒卻又是遮蔽這類東西的。

　　從異象中提取地震征兆，曾被視為民間智慧的重要一環。但在現代科學的語境中，人們卻很看輕這種民間智慧，包括傳統經驗和地方性知識。許多受過科學訓練的人士，將其視作無稽之談，棄之如敝屣。

　　然而人類學學者看問題卻不這么絕對。他們往往會這樣設問：為什么這些東西會一代一代傳下來呢？這是因為族群生命賴以存活的經驗就貯藏在其中。

　　林科吉訪談汶川漩口中學的老師得知，他們在辦公與日常生活中經常能感到，地皮顫動一下，桌上水杯突然搖晃一下，“都是常態了”。在這樣的多震區，通過田野調查能收集到大量與地震相關的民謠和諺語。

　　羌族更是生存于龍門山地質斷裂帶上，千百年來與地震相生相伴。在其經驗中，對動物的震前反應特別重視，許多次地震，狗都是率先向人類發出警告的家養動物。在某些羌族地區，人們相信地震時只要大聲叫狗就能制住地震。

　　在羌族文化中，狗被視為生活于地震帶上的這個民族的守護神。著名的三眼帶犬的二郎神，實際上是羌族所崇奉的獵神兼山神形象。

　　令林科吉擔憂的是，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本就與傳統經驗形成一種斷裂，它加速了人們對地方性知識的遺忘。而震后重建，羌族人可能會離開家鄉，那些尚存的應對災難的經驗和心態，將如何保存？

　　面臨遺失的，不僅是震中區域的知識系統，還包括這里的社會文化結構本身。汶川、茂縣、理縣、北川，屬于少數民族聚居區，人類學的研究把這一區域稱為藏彝走廊，構成一個獨特的文化帶。

　　這片地域從中國的歷史和地理空間來講，是很厚重的地方，有著豐沛的文化留存。但目前的重建方案，主要集中在安置家園(房屋)。“這里面有很大的空白，人類學恰恰在這些空白點上，是能夠做事情的。”徐新建說。

　　“比如，我們畫個地圖，從汶川到周圍的村落之間有很多等級，這些等級是長期以來一個社群賴以聯系維持的網絡，這個地方是集鎮，那個地方是一座朝圣的山……這是這里世世代代的生活。重建，我們即便要達到它原有的水平，都應該考慮到這個文化網絡、社會網絡。”他加重語氣說道。

　　房子倒、道路斷、橋梁垮、堤壩潰堤，這些容易得到后期的重建。社會上的震蕩，文化上的受災，一般不容易看出來。這就很可能導致一種災后重建的空洞。而這正是讓這些人類學者憂心忡忡的地方。

　　所謂重建，應該是看得見這個區域的社會文化結構，以及結構后面的功能，并對其傳承做到小心呵護和尊重。這就意味著，盡管我們的救援力量這么快就進入了現場，但其實還有一個后期的更深層、更細微、更內在的工作。

　　徐新建希望重建不要搞成人海戰術，人類學家應該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有效位置，因為“現代社會的分工，是使數量通過結構表現為一種質量，如果你在現場，不能做一個消防隊員的事、醫生的事、建筑師的事，那么你就做一件他們不能做的事”。

　　廢墟上的愛與失落

　　面前這個老婦人，兒子女兒孫子孫女，全家15口人，地震中死了14個。一夜之間，老婦人中了風，五官全部變形，鼻子和嘴巴都歪了，半張臉扭曲著。

　　她已經沒了眼淚，聲音嘶啞，口齒也不清，用手比劃著自己家人的故事，伸出指頭來表明失去親人的數量。

　　一張年輕的男人的臉湊向前，和老婦人的臉緊緊貼上。年輕的臉輕柔地在連皺紋都扭曲的臉上摩挲，嘴在老婦人耳朵旁，輕聲祈禱。

　　年輕人姓唐，是畢業于牛津大學心理學專業的博士，信基督教，此次作為教會的志愿者來到都江堰市向峨鄉。

　　老婦人流淚了，年輕人也流著淚。面龐緊貼，淚水沾在了一起，分不清。

　　川大文學人類學所博士生王倩在一旁靜靜地觀察。后來她知道，這樣臉貼臉的按摩與撫慰，既是為了治療面部痙攣，也是為了幫助老人將心中的悲傷傾瀉出來。

　　王倩在人類學救災特別課題中的分工是“災難與信仰”。她本人也信教，通過與四川省基督教兩會(三自愛國運動會和基督教協會)聯系，很快就進入了災區。

　　悲痛的故事到處都是，多得猶如廢墟上的瓦礫。在這樣的時刻，信仰自有其救助的力量，對此，王倩深信不疑。都江堰一位信徒老太太，地震中5個兒子死了4個。她不斷禱告，很快平復過來，3天后就開始參與教會救助別人的行動。

　　而在彭州山區一個村子里，廢墟前，一個中年男人正在搭建新房的木構。“信不信還不是一樣死了？就那么回事，人活著都是死，咋個都一樣。”他對與他交談的彭州基督教會的鐘林牧師說。對于外界試圖給予的幫助，他似乎同樣無所謂，“我們就這樣了，你們有多大能力幫助我們？能幫助我們建造房子嗎？我看就那么回事。”

　　“真是一顆剛硬的心靈。”王倩帶著惋惜走開了。

　　回程已是深夜。黑暗籠罩著山區。鐘林牧師跪在車里，為災區的人們不斷地禱告。有人帶頭唱起了贊美詩。

　　這個時候，進入余震不斷的災區前所有人對她的勸阻，都不再有意義。“短短的一天，我看到了建立在廢墟上的愛。”王倩寫道。

　　她的同學高嵐沒有進現場。但通過對四川省疾控中心一個朋友的訪談，高嵐記錄下了另一片廢墟。

　　這個朋友5月14日就進入都江堰災區，是消尸隊成員，負責給遺體消毒。他看到，部隊進入災區，當地群眾剛開始是把他們當做救星，后來卻成了好像是應該的。明明知道是危樓，自己不進去，卻非要讓戰士進去抬親人的遺體。災區里也有盜竊行為，甚至很多軍人和救災人員的裝備物品都被偷過。只是不偷他的東西，因為都知道，他成天跟遺體打交道。

　　還有許多志愿者，不會做事，不聽招呼，完全是災難觀光的心態，來這里的目的就是走馬觀花逛逛，回去好跟人炫耀：怎么樣，我去過災區了，還是一線。尤其是到了后期，災區情況逐步穩定，“觀光客”變得越來越多。

　　聽到這些，高嵐認為這完全是對公民社會的反諷。電視上，名主持人阮次山講四川人，講得都哭出來了，震后第九天的節目，阮說8天以來，四川災區這么大面積，這么多人，這么大災難，犯罪率是zero(零)，全世界都沒有的。如果真是這樣，那么從人類學的角度，這當然值得研究，于是有了“災難與公民社會”這個題目。

　　然而，來自災區現場的一些負面信息擊潰了她的想象：我們身邊，還遠不是一個能用公民社會這個概念來加以討論的環境。

　　這讓高嵐多少有些沮喪和失落。但她轉念一想，難道我們真的不知道會是這樣嗎？其實知道，無數的日常經驗就擺在不遠處。只是這次，在突發災難面前，媒體鏡像遮蔽了平時我們熟悉的某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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