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因“警察進京拘傳記者”事件被責令引咎辭職，至今卻還沒辭職，對此當進行問責。面對責令辭職成“變相撤職”，需完善辭職制度，使辭職的歸辭職，撤職的歸撤職，如此方有利于官員樹立從政道德。

　　因在“警察進京拘傳記者”事件中負有領導責任的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今年春節前被鐵嶺市委責令引咎辭職。然而，時至近日的70多天后，當事人尚未以任何形式做出引咎辭職的實際行動。(4月17日《南方都市報》)

　　張志國“責而不辭”，公然逆鐵嶺市委的“安民告示”和“組織決定”而行，既是對公眾信任的嘲弄，也是對組織紀律的“陽奉陽違”。這一反常事件料將隨著公共視線的透射得到妥善解決。睿智者治法，我們不能止于事件本身的結局，建議有關方面盡快就此事反映出的問題，改進和完善現行官員責令辭職制度。

　　辭職制度是“舶來品”。在一些國家，辭職制度往往適用于以下幾種情形：一是健康或其他原因無法履職；二是當事人身陷剪不斷、理還亂的“隱私門”，辭職以求避開公眾視線自保；三是當惡性結果已無法挽回，公眾只想看到有人下臺承擔責任；四是基于理性的判斷，當某些公共事件的調查成本超出真相和是非的利益本身時，當事人不妨辭職為宜。不論如何，“辭”職一事，顧名思義，當基于自愿，還有些許保護當事人的意思在內，無非是想讓官員給公眾留下一個負責姿態，換得社會諒解和信任。

　　《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和《公務員法》等確立官員辭職制度，其初衷在于彌補官員懲戒規則的斷檔，從而實現全方位的從嚴治吏。然而，“責令”與“辭職”的主觀心理狀態和道德歸屬，本身就是一對矛盾。更何況一些地方和單位出于各種考慮，將“辭職”當作追究官員責任的遮羞布，許多本該“撤職”的嚴重違法違紀情形，都被降格為“責令辭職”，將本應主動除惡務盡的積極作為，轉為寄希望于等待涉事官員的君子風范，反倒造成官員管理的松軟不力，也使辭職制度本應有的內心反省和政治風范隨之喪失。當仁慈之心遇到不為所動時，張志國般“責而不辭”的情況便出現了。

　　改進完善辭職制度，使辭職的歸辭職，撤職的歸撤職。讓辭職真正成為官員自覺，必須加強從政道德的教育，特別是要在官員遴選、政績考察、提拔任用時注重對官德的考察，使富有自省之良知、負責之態度者忝身國家公務人員之列；品行無良之流，即使再有所謂的“大手筆、大魄力”也不能為官。對那些形跡惡劣的，該撤職查辦的要堅決處理，有關部門更不能降格為“責令辭職”，坐等他們修養謙謙君子風范，主動承認錯誤、退繳贓款、割舍權柄。

　　辭職制度不能虛設。即使“責令辭職”沿用，也應增強制度剛性和可監督性。《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規定，被責令辭職的干部應當在接到通知后15天內向任免機關提出書面辭職申請，但是，如果像張志國那樣“按兵不動”怎么辦？相關制度設計不妨更完善些，如責令辭職通知從送達之日起15天內，如果相關部門沒有收到當事人的書面辭職申請，則應立即主動將其撤職；相關部門不作為的，追究其失察及失職之責，使得“責令辭職”的“責”字更有制度分量和執行后盾。

　　當然，辭職制度最終順利推行，根本上有賴于通暢和寬容的民主政治空氣。如果官員能夠對民眾負責、對能力素質自信、對用人機制有信心，不憚于承擔責任、不擔心一蹶不振、不害怕高尚的從政道德會斷絕他的前途，那么我們所期待的那種引咎辭職，就不會是一件似乎在拿仕途理想打賭的事情。

　　□江渚上(北京 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