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地上辛苦了半年，除了少得可憐的生活費，近10萬元的工資只有一張白條為證，而這時包工頭不見了。在義烏打工的江國松和他的15個弟兄們，就碰到了這樣的情況。幸運的是，義烏市總工會先把錢給了他們，讓他們安心回家，然后這筆工資由總工會向企業主要。

　　這就是義烏市總工會制定的“勞動工資債權工會讓渡”制度。

　　具體地說，就是凡在義烏務工的人員，如果工資被拖欠，且事實清楚、數額明確，面臨經濟上的特殊困難或特別情況的，只要提出申請，經調查符合條件的，工會就先支付這些務工者的工資，最后由義烏市總工會職工法律維權中心以債權人的名義，通過協商或法律途徑向企業主收回債權。

　　上周末，義烏市總工會因為這一新舉措，捧回了第四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優勝獎的第一名。這一獎項由中共中央黨校世界政黨比較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等聯合組織發起。浙江另一個獲獎項目是寧波市海曙區政府“政府購買居家養老服務”。(快報1月22日第15版曾作報道)

　　農民工數量有八九十萬

　　出臺這樣的政策，義烏市總工會主席陳有德覺得是形勢使然。據了解，義烏的農民工數量，除了杭州、寧波、溫州，在全省就是最多的——有八九十萬是農民工，而義烏的本地人口不過70萬。

　　“這么多的農民工，每年涉及到他們的勞資糾紛都有上萬起，而且安徽定遠幫、江西玉山幫等農民工的自發組織一度在義烏中小企業里十分活躍。”陳有德說，不論是為了他們的民生問題，還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都應該把農民工納入職工管理。

　　做法有怎樣的創新

　　“總工會為農民工說話，主動把自己變成了農民工利益的表達者和維護者，這就是最大的創新。”浙江大學公管學院教師韓福國研究這一課題已有3年之久，他說，在當前政府創新背景下，像總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社會團體組織，怎么轉型，并沒有很清晰的方向。

　　正如復旦大學教授林尚立所點評的，“義烏工會社會化維權模式所貢獻的不是一種模式，而是一種精神”。所以，義烏這一模式涉及了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務三方面的創新，從全國337個申報項目中脫穎而出。 （記者 林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