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響全國的“ATM機事件”中，大多數老百姓一致認為“法院判決太重”。(新快報1月9日)

　　官方認為，許霆是盜竊金融機構財產，而且“數額特別巨大”，判處無期徒刑是“嚴格執法”；而民間則認為，官方對被害人(銀行)的過錯“只字不提”，是機械地執行法律。在定罪量刑上，官方審判與民間“審判”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分歧”。

　　正常情況下，在一個法治國家，特別是制定法國家，對許多重大有影響的案件的審判結果，官方與民間應該是基本一致，這也是法制統一的基本要求和體現。但由于社會生活的復雜性以及制定法的滯后性等原因，官方審判與民間審判不一致、甚至出現嚴重分歧的情況時有發生。因此，“ATM機取款案”不是唯一個案，也不會是最后一個個案，類似情況今后還會繼續發生。

　　其實，官方與民間的這種“分歧”是民間審判對官方審判的一種“審判”，是一種監督，一種評價，一種民意訴求。對此，官方應當允許民間對自己的判決結果“指手畫腳”。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判決，首先要經得起老百姓現時的檢驗，通過民間審判這一關，這不僅是一種姿態，更是現代法治的應有之義。

　　面對“分歧”，官方應首先對自己的判決結果進行檢查。在排除了枉法裁判之后，重點看是否嚴格執行了法律，看這種嚴格執法是否是機械地執法，是否實現了司法公正這一審判的最終目的，是否實現了公平正義這一社會普適的價值目標。目前，老百姓對司法機關的“嚴格執法”有意見，主要就是這種“嚴格執法”是一種簡單機械地執法，是一種對司法機關自身有利的“嚴格執法”，是一種忽視司法公正的“嚴格執法”，是一種選擇性的“嚴格執法”，是一種報復性的“嚴格執法”。結果，嚴格執法變了味，種種偏離司法公正的“嚴格執法”讓老百姓對所謂的“嚴格執法”產生了懷疑，對司法的不信任情緒到處彌漫，削弱了司法的公信力。面對紛繁復雜、急劇變革的社會生活，司法解決社會矛盾和糾紛的智慧儲備略顯不足，靈活運用法律合情、合理、合法解決問題的司法技巧還不很成熟，導致官方判決與民間判決經常出現嚴重“分歧”；而面對一個個活生生的具體案例，官方長時間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處理結果，導致案件久拖不決，對整個社會的負面影響遠遠超過了案件本身。

　　當然，民間審判也有偏頗的時候，這就需要官方審判來說服和引導。官方通過對個案的充分闡述，并作出公正、權威、理性的判決，從而讓民間審判折服，達到引導輿論、弘揚社會正氣的作用。因為公正的判決有利于培養法治社會公民的良好品格。因此，官方審判不僅要自覺接受民間審判的“審判”，而且對民間審判還應當寬容對待，并通過自己的公正來達到糾偏的目的。

　　表面上看，官方審判與民間審判的“分歧”是認識問題，是具體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但背后往往是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長期積累的結果。矛盾和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情緒得不到釋放，積累到一定程度，恰好遇到“顯失公平的官方判決”，這就等于找到了釋放社會情緒的最佳突破口。當然，這對研究者、決策者和有關部門而言，具有很高的研究和決策價值，透過個案可以清晰整個社會生態。而縱觀中外法制史，法制的進步往往是靠個案推動的，而個案在開始的時候往往是富有爭議的。從這個角度講，官方審判與民間審判的“分歧”往往是法治進步的前兆。(王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