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報道確有失實之處，無論是媒體還是記者本人，都應承擔相應的責任。然而，動輒以刑事手段追究記者責任，卻是危險的，因為這將讓正常的輿論監督舉步維艱——

　　1月1日出版的《法人》雜志(法制日報社主辦)刊發了記者朱文娜采寫的《遼寧西豐：一場官商較量》，報道了遼寧省西豐縣商人趙俊萍遭遇的“短信誹謗”案。西豐縣公安局認為報道誹謗了該縣縣委書記，遂以“涉嫌誹謗罪”為由，對采寫報道的記者朱文娜進行立案調查。1月4日，西豐縣公安局多名干警趕到法制日報社對該記者進行拘傳，未果(1月7日《中國青年報》)。

　　因“誹謗領導”而獲罪，類似案件我們已經見怪不怪：重慶彭水詩案、海南儋州歌案、山西稷山文案、山東高唐網案……但這些案件與本案有一個重大區別：在這些案件中，受到追究的只是事件的一方當事人，即那些“詩”、“歌”、“文”或者“帖子”的作者；而在本案中，報道“短信誹謗”案的記者，也被列為了追究的對象。本案因此引起輿論廣泛關注。

　　記者可以成為誹謗罪的主體，這一點沒有疑義。上世紀80年代，我國就曾出現過兩起記者因發表報道而被認定構成誹謗罪并被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例：杜融訴《民主與法制》記者沈涯夫、牟春霖誹謗案；周威等訴《民主與法制》特約記者石莘元、編輯顧爾石誹謗案。但有一點必須特別指出：這兩個案例都發生在1986年《民法通則》公布實施之前，《民法通則》實施后，此類案件基本絕跡。

　　即便不考慮時代背景和法治環境的差異，我們拿這兩個誹謗案例與《法制日報》記者朱文娜卷入的誹謗案相比，也會發現明顯的不同：第一，這兩起案件的誹謗對象都是平民，不是官員；第二，這兩起案件都是自訴案件，沒有公安機關的介入。

　　上述幾點不同，也正是輿論質疑的焦點：第一，在民事侵權法律規定日益完備的今天，有沒有必要對不實報道提出刑事誹謗訴訟？第二，即便非要以誹謗罪名追究記者的刑事責任，對以官員為“誹謗”對象的案件，認定記者構成誹謗罪的條件是否應該更加嚴格？第三，即便記者構成誹謗罪，該不該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第一個問題容易回答。個人受到誹謗時，個人的辯白和所受傷害的補償，可以通過民事訴訟實現。因此，除非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一般不宜提起刑事誹謗訴訟。這符合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

　　對第二個問題，我國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但從法理分析，答案應該是肯定的。英美誹謗法所確立的“實際惡意”原則，值得我們借鑒、參考。“實際惡意”原則本是審理民事誹謗案件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但在審理刑事誹謗案件時，該原則同樣適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加里森訴路易斯安那州案”的判決中這樣寫道：“當以公共官員為對象的誹謗成為刑事誹謗訴訟的基礎時，必須以清晰明確、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被告的實際惡意，即被告明知報道有誤，或者不計后果地無視其真偽。”正是因為確立了如此嚴格的條件限制，在英美，官員狀告媒體的刑事誹謗案件幾乎沒有。

　　對第三個問題，我國刑法有規定，但不夠明確。我國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規定：誹謗罪“告訴的才處理，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告訴的才處理”好理解，是指只有在被害人向法院提起自訴的情況下，法院才受理，公安、檢察機關不介入。問題出現在后半句“但書”的規定：什么樣的情形才構成“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不好界定。這就為一些官員任意解釋留下了“缺口”：原本只是普通的侵權行為，卻可能在不正當因素干預下，被當成了“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刑事誹謗案件“升格”處理。因此，筆者建議有關部門對此進行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明確何種情況下才能被視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情形，堵住權力濫用的法律漏洞，確保言論自由的憲政原則得以充分實現。（李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