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政治”全球升溫

　　不少國家都熱衷于“幸福政治”，并各自嘗試制定新的社會發展標準

　　英國智庫“新經濟基金”和“地球之友”組織曾在2006年7月公布了歐洲的“幸福星球指數”。這個指數的標準與眾不同，它主要包括3個指標：對自身生活的滿意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壽命。同時，該組織也發現，貧富差距、社會誠信度、犯罪率、民眾與政府關系對幸福星球指數有較大影響。

　　排名揭曉時，冰島因大規模使用可再生資源、施行強有力的環保措施，及大量的醫療投入名列榜首。

　　在今年8月荷蘭鹿特丹伊拉斯漠大學評出的“世界幸福數據庫”中，幸福指數則包括民眾的受教育情況、營養狀況、對恐怖和暴力事件的擔心程度、男女平等度和生活的自主選擇度等。調查顯示，丹麥的幸福指數最高，之后依次是瑞士、澳大利亞、冰島、芬蘭。

　　令人玩味的是，小國不丹成為此次調查的“黑馬”，名列第六。因為不丹把國民幸福標準規定為“國民幸福總值”，取代了傳統的國民生產總值。“國民幸福總值”的衡量標準是：發展均衡情況、環境保護、文化遺產以及政府管理國家是否得當。

　　在“世界幸福數據庫”中，美國的排名剛剛擠進前15名。美國心理學家馬丁·塞利格曼和埃德·迪納表示，在過去幾十年中，雖然經濟發展了，但是人們對生活的滿意度卻沒有增加。相反，沮喪和不信任感顯著提高，給社會的安定帶來不利的影響。美國雖然國民富足，自由選擇多，但是由于各種社會問題，綜合排名并不靠前。

　　現在，許多國家都在嘗試一些方法提高人們的幸福感。

　　英國惠靈頓學校校長安東尼·塞爾登主張開設相關課程，教會人們如何使自己精神愉快，保持樂觀心態。并且，惠靈頓學校已經開始和劍橋的幸福研究所合作。

　　英國保守黨領袖戴維·卡梅倫組織成立了“生活質量政策小組”，以研究政府如何提高國民幸福感，并強調不能只看國民生產總值，而應該重視人們普遍的幸福感。

　　美國、德國、瑞典、澳大利亞、意大利、智利等國家都熱衷于“幸福政治”，都在以不同的方法嘗試制定新的社會發展標準。無論是國民幸福總值、國內幸福指數、還是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國內發展指數，其核心都是要把政府政策從“以錢為主”轉化到“以人為本”，把社會成本、環境成本、公民幸福等因素納入政治目標。(記者李瑞、劉玥)

　　幸福指數不能走GDP老路

　　專家指出，幸福指數政績化可能使其走向形式化、庸俗化，甚至出現統計造假

　　“一半以上的被調查者表示有幸福感，這是一個讓人高興的結果。”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夏建中教授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面對這個數據，夏建中分析說：“這一結果表明我們的社會是和諧的，經濟社會的發展得到普遍認同。大家對自身和國家的發展充滿信心。但我們也應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因為這只是個籠統的數據，幸福感在不同群體的分布可能存在極大不平衡。”

　　他舉例說，這一半以上有幸福感的人可能大都集中在青年和中年群體里，老年人中幸福感的比例可能會低一些。所以，關注幸福感低的人群，分析原因，提出對策，才是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沈杰博士認為，這個數據顯示，發展經濟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畢竟如果GDP不達到一定高度，就不可能出現追求幸福感的自覺。”

　　最近，西安等地政府提出要將“幸福指數”列為考察官員政績的標準，引起多方爭議。對此，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周孝正教授表示肯定。他說：“引入幸福指數是對以往‘GDP神話’的反思。GDP作為一個最基本的總量指標，并不能準確反映社會經濟活動信息。能掉過頭關注人們幸福不幸福，這是個進步。”

　　對此，夏建中則表示，“將幸福指數列為政績標準一定要慎重”。他說：“幸福感是一種個人主觀感受。即使是集體幸福感也是非常主觀，它往往會帶上集體特征。比如重慶居民的幸福感與北京居民的幸福感絕對不同，缺乏可比性。所以幸福指數就不宜成為評定官員政績的統一標準。”

　　他同時指出，幸福指數政績化可能使其走向形式化、庸俗化。政府很可能采取短期行為，或者統計數據造假。但是從長期來講，實際上是降低了幸福指數。

　　沈杰則評價說：對幸福指數的重視，比對幸福指數的具體測量本身更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表明了政府工作理念的一次深刻轉型。（宗君、喬思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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