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國第一個勞工NGO的締造者廖曉峰紅得發紫的時候，媒體卻對他倒戈一擊。當地媒體的報道稱，廖曉峰收了打工仔的錢卻不辦事。

　　之后，廖曉峰悄然出走，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廖曉峰和他的“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曇花一現，存在不到半年，化為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符號。

　　廖的悲劇在勞工NGO和維權人士之間不斷重演。12月4日，在深圳寶安區沙井某小區住宅樓里，維權人士朱興銀大聲說，“我要清剿公民代理里的害群之馬，讓他們永不得翻身。”

　　像朱這樣的維權人士通常又被稱為“公民代理”。華南地區每年數以萬計的勞動爭議訴訟產生了巨大的訴訟市場，而持證律師收費昂貴，外來工根本無法負擔高昂的訴訟費用。朱興銀說，據他掌握的數字，在珠三角地區活躍的公民代理至少有2000人。

　　在中國現行法律程序下，一個勞動訴訟案件很難在一年內得到解決，一個勞動訴訟可能把一個工傷工人磨練成一個出色的勞工法律專家。

　　這位四川省大竹縣的農民不時強調自己的低學歷和高水平，他說，“我雖然小學畢業，但打勞動爭議‘官司’的水平比有些專業律師還要高。”

　　他說，每天找他打官司的人都在排隊，他共代理了600多起“官司”，累計為農民工討回工資、經濟補償金、工傷補助金等超過100萬元，他自己每年收入不下20萬元。

　　但更多的是混亂。今年三月，“公民代理”馮水清說只要2000元錢就可幫朱興銀搞定法官，贏得官司。朱興銀給了錢后，馮水清卻消失了。

　　朱還在控告一名姓肖的女“公民代理”，在未辦理營業執照的情況下，長期以他的勞動爭議服務所名義招攬客人，并偽造了他的印章，詐騙錢財。

　　“公民代理都是居無定所，打一槍換個地方，經常有勞工被騙走血汗錢”，朱興銀說，這個隊伍膨脹過快、永遠良莠不齊。

　　“我不做事，每個月也可以拿到9000元的工資，”他目前是當地三家工廠的法律顧問，在上個月還買了一輛長安商務車。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幫勞工維權，也是他跟工廠維持關系，累積財富的籌碼，他說，“對老板不能一棍子打死，他們死了，我們怎么活？”

　　深圳市寶安區勞動局副局長許進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由于沒有接受過專業的法律培訓，農民工職業維權人員文化素質普遍不高，一般都是“夫妻店”、“兄弟幫”，背景復雜，流動性強。個別職業維權人為達到賺錢目的，鼓動員工集體上訪、堵路、糾纏法官，嚴重影響投資環境。

　　“即便勞工維權NGO也存在種種問題，”通過對華南地區NGO的常期觀察，黃巖博士說，“大部分NGO的自我完善能力較弱，財務不明晰。”

　　NGO作為一個組織已經具備了任何組織的弊病，有學者已經指出，中國的NGO精英化情結很嚴重，這也與NGO發展過程中的個人背景和社會條件有關，NGO能夠從社會吸納的資源十分有限。

　　被政府“收編”？

　　深圳市總工會擬在各街道成立工會維權服務中心，公民代理將作為律師助理進行維權工作

　　今年1月9日，深圳市公安、司法、勞動、地稅、工商、城管等八個部門聯手，打擊“黑律師”，其矛頭直指活躍在當地的公民代理。黃慶南的打工者中心也被列為“黑律師窩點”。

　　從1996年周立太在珠三角地區開展第一起工傷訴訟，這種站在法律空白地帶為外來工奔走吶喊的聲音，一直不為政府部門接受。2001年12月，龍崗區司法局認定周立太長期在龍崗區非法執業，并責令他立即停止非法執業行為。一審敗訴后，周立太不服，上訴至深圳中院，仍被維持原判。

　　對立緊張的態度，在今年3月份有所松動。這10年間，勞工NGO和“公民代理”作為珠三角地區一股民間重要力量，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和生存空間。盡管對于政府來說，這股力量可能會演化成一種不穩定的因素，政府更希望把勞資沖突牢牢控制在內部干預的范圍之內，與政治穩定保持一致。

　　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認為，不能將“公民代理人”這一職業維權群體等同于“黑律師”、“土律師”，他們是農民工的一部分，一味“打壓”不是辦法。與其把“公民代理人”職業維權群體推向對立面，不如采取一定程序把他們“收編”在工會等部門。

　　深圳總工會有關人士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承認，年初整頓黑律師行動，“是受到了誤導，總工會并沒有參加實質性的打擊。”

　　10月19日，深圳市總工會召集張治儒等16個“公民代理”，聚于深圳西鄉大南湘酒樓召開座談會。“開會的主題是，工會想了解民間維權者的個人情況和維權技巧，向我們取經”，張志儒說。

　　深圳市總工會副主席王同信評價民間維權人士“做了很多政府應該做的事，推動了政府的工作，深圳在維護勞動者權益方面，在法制建設方面在一步一步地完善，深圳的公民代理是起了一定推動作用”。

　　會議透露，早在6月份，針對公民代理問題，深圳市成立了三個調研小組。在一項初步計劃中，深圳市總工會擬在各街道成立工會維權服務中心，計劃把“這幫人”納入，初定60人的名額，讓他們作為律師助理進行維權工作。并提醒“這幫人”，不準和境外媒體接觸；不準接受資助等。

　　朱興銀沒有參加那次座談，對于更多維權人士來講，這是一項考驗政府耐心的工程，“但不管怎么樣，這個行業已經混亂不堪，至少需要一個監管機制。”

　　無助的傷者

　　勞工維權組織有效化解了勞資沖突，為勞工伸張正義，但他們的人身安全處于危險中

　　“打工者中心得罪過誰？”警察在醫院詢問黃慶南。但到目前為止，該案還沒有什么新的進展。

　　黃慶南被砍后的三天，王鴻利代表深圳市總工會去醫院探望。次日，記者在其辦公桌上發現一份對“深圳維權人士被砍”事件的調查報告。王表示，正在向市委領導匯報，“目前不便發表看法。”

　　在政府態度有所明朗的同時，于明年1月1日起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卻攪動了珠三角地區維權人士和企業之間的矛盾。

　　根據新法，企業在雇傭和解雇員工時將面臨更為嚴格的監管，其中一條規定：已經為企業連續服務十年的員工有權簽署“無固定期限合同”。盡管“無固定期限合同”并不意味著終身雇傭制，但對于企業而言挑戰良多。

　　進入9月以來，政府和媒體發動宣傳攻勢，而NGO和民間維權人士則尤為積極。新法實施之前的勞資關系也日趨緊張，時有企業裁員消息傳出。其中，以11月份，深圳華為將7000多名工作滿8年的老員工，趕在2008年元旦之前，“主動辭職”，再“競業上崗”最為引人注目。

　　黃慶南的“打工者中心”從9月底開始宣傳，到10月份，共接待咨詢347人次。

　　打工者中心，這個開在龍崗龍東社區的馬路邊的小門面，沒有金字招牌，也無獨特之處。境外基金的扶助，使得它以一種異常低調的方式，在那里待了7年。10月11日晚上，3個手持鋼管的年輕人將店門口的玻璃門和卷閘門砸爛后，揚長而去。到11月14日晚上，暴行再度上演，幾名手持鋼管男子再度將“憤怒”發泄到店內的辦公桌和玻璃門上，一名男子在行兇后叫喊：“我叫你們開不了店。”在黃慶南被砍前一天，被砸碎的四扇玻璃門才剛剛裝好。

　　今年8月，中山大學一位大三女生在該中心做社會實踐調查，近距離觀察了30天，她描述那里的工作日程時說，“每周兩次去醫院探訪工傷病友，兩次去工廠和工人聊天，宣傳法規。期間還組織一些工人代表去公園游玩，探討勞工法律問題。”

　　打工者中心與“公民代理”的區別在于，中心不直接參與工人維權，只是提供法律或程序上的咨詢。“黃慶南是個很樂觀的人，也很善良，除了在聽到工友講述悲慘遭遇時顯得十分煩躁，大多數情況下，脾氣很好”，這位觀察者說。

　　上周，黃巖和他的博士生時期的導師去深圳看望了黃慶南。黃巖回來時說，那條腿即便恢復，也將失去功能。

　　早在2004年，黃巖撰寫他的博士論文時就闡發了民間勞工維權組織的意義：“在‘國家力量撤退’時，這些組織的活動有效地化解了勞資沖突，為勞工伸張正義。”

　　黃慶南和他的找工者中心為勞工提供了庇護，可是，誰來為他的那條腳提供安全保障？(記者 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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