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消費者協會一位負責人最近表示，目前中國消費者維權成本過高，獲勝后賠償額度偏低，對違約和侵權商家處罰力度不夠，1993年制定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亟待修改。他透露，中國消費者維權獲勝后，目前每案得到的賠償金平均為700多元人民幣，而去年美國平均每案消費者獲賠35萬美元，是中國每件賠償額的3700多倍，“盡管國情不同，但中國賠償額度明顯偏低”。

　　鑒于此，我們能不能立即大幅度提高賠償標準，一步到位達到美國的水平呢？答案是令人遺憾的。

　　這首先是因為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美國是市場經濟和法治文明都高度發達的國家，消費者人身和財產受侵害后，獲得賠償動輒高達數千萬甚至上億美元，沒有人覺得不可思議。而在中國，由于市場經濟體制只是初步建成，法治文明也遠未完備，對于消費者人身和財產受侵害后獲得的賠償，我們總體上還處在“補償損失”的階段，即受害方受到了多少損失，施害方就相應給予多少賠償。《民法通則》第112條規定：“當事人一方違反合同的賠償責任，應當相當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這種賠償實際上只是補償。雖然《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關于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須雙倍賠償消費者損失的規定，具有懲罰的性質，但由于許多侵權行為并非必然有欺詐的故意，所以這一規定不能普遍適用，其殺傷力十分有限。

　　其次，“法難責眾”也是一個無奈而現實的考慮。補償性賠償的確很不合理，它不但對施害方幾乎起不到懲戒作用，有時甚至會起到變相鼓勵的作用。好比甲打了乙一個耳光，被判只需賠償乙50元醫藥費，那么甲很可能不以為恥，反而認為花50元打別人一個耳光很值當。但是，當一個社會中經營者打消費者“耳光”的現象大量存在，是讓經營者賠償消費者50元好呢，還是賠償50萬元更好？如果賠償50萬元，必然出現兩個結果：一方面，眾多被打“耳光”的消費者紛紛跑到法院起訴；另一方面，許多經營者根本賠不起，法院的判決無法執行，如果一定要強制執行，經營者只有破產關門，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折中的做法是，適當提高“打耳光”的賠償金額，比如先從50元增加到500元，這樣既考慮了法院受理訴訟的能力，減輕“責眾”的壓力，也考慮了法院執行判決的能力，避免判決成為一紙空文。

　　還應當看到，如果一個社會的市場秩序不規范，法治建設長期滯后，經營者在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同時，往往自身也是不良市場秩序和惡劣法治環境的受害者，他們在經營中侵犯消費者的權益，未必沒有轉嫁他們自身所受損失的意思。這有點兒類似于這兩年媒體熱議的民營企業家的“原罪”問題——在改革開放之初，民營企業家犯下偷稅漏稅、賄賂官員、轉移國有資產等“原罪”，主觀上有他們自身的罪錯，客觀上也是那個混沌的年代使然，因此現在不宜也無法徹底予以清算。我們固然有理由要求所有侵害消費者權益的經營者都支付高額懲罰性賠償，可是又該由誰來對他們的損失進行高額賠償呢？

　　也許，只有等到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接軌之時，中國式賠償的懲罰力度才能真正向發達國家看齊。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安于現狀，以為在當前國情條件下懲罰性賠償就一定無法施行。只有逐步提高消費侵權賠償額度，加大對侵權者的懲罰力度，才有希望逐步減少消費侵權現象，推動建立一個良好的市場秩序和法治環境，才能像發達國家那樣，讓少數膽敢打消費者“耳光”的經營者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