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組織外的“社會募集者”

　　根據湖南慈善總會網站上公布的《湖南省慈善總會組織社會力量募集資金辦法》，凡熱心公益事業、樂于奉獻，自愿參加湖南慈善總會募集資金的法人或自然人，在提出申請、單位身份證明或身份證明后，經審核批準，與湖南慈善總會簽訂協議的人，就成為湖南慈善總會的“社會募集者”。

　　“社會募集者”可以以湖南慈善總會勸募單位或義工的名義，宣傳慈善理念，傳誦慈善義舉，推介湖南慈善總會的項目和活動，可以動員、聯絡社會各界參與和捐贈慈善事業開展募捐活動。其中，最引人關注的，莫過于“社會募集者”可以動員社會各界捐贈慈善事業，簡單地說，“社會募集者”可以代表湖南慈善總會籌款。

　　慈善組織是廣泛籌集善款，為社會弱勢群體服務的組織。籌集善款，使用善款是慈善組織的兩大工作，而委托其他組織或個人籌款，無疑將自己的工作交由他人來做。這種行為是否合法或值得提倡呢？這種做法又是否違反我國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以及相關的法律規定呢？

　　“我國現行的有關法律沒有禁止這種行為，沒有這么細的規定。”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劉培峰說。

　　“委托其他個人或機構籌款的行為是否正當，法律上難以判斷，應該是沒問題的。”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秘書長涂猛表示。

　　“社會捐贈者”的出現，似乎并不違反相關法律，但涂猛告訴《公益時報》記者，青基會都是自己籌款，從未委托他人進行此項工作。

　　“我們都是自己拿著項目策劃書，去找相關的機構一家一家地談。”中國國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副秘書長李杰告訴《公益時報》記者，雖然該機構每年從國外籌集大量善款，用于國內公益事業，但每一筆善款都是民促會自己去申請的，從未委托其他機構籌款。

　　接受記者采訪的幾家民間組織均稱，不曾采取這樣的方法籌款，并表示即使有效果，也并不打算采取這種可能引發問題的方法。

　　“最近美國加州出現大規模的火災，就有人趁機設立虛假捐贈網站，接受愛心人士捐款。委托其他個人或機構籌款，是不是可能引發類似的問題？”李杰說。

　　湖南慈善總會出臺的《辦法》規定，“社會募捐者”不得直接接受慈善款物，但在實際操作中，是否能真正避免這一問題的出現，慈善組織又是否能有效地監管“社會募捐者”，都成為人們心中的疑問。

　　支付固定比例的費用引爭議

　　《湖南省慈善總會組織社會力量募集資金辦法》中，另一個引人關注的規定，即“社會募集者”可領取籌款費用。

　　“為調動社會募集者的積極性，同時，考慮到社會募集者需開支差旅費、通訊費、交通費等，根據其募集資金(到賬資金)的不同情況，本會按所募集資金數額的一定比例向募集者支付勸募費用，定向捐贈遵循國際慣例按捐贈協議操作，不定向捐贈明確具體支付比例為：長沙市內募集：8%；省內募集(長沙市除外)：10%；外省市募集：12%；國外及港澳臺地區募集：15%。”《湖南省慈善總會組織社會力量籌集資金辦法》的第四條如此寫道。

　　另外，《辦法》的第七條規定，“募集各類物資的，按市場評估價格核算金額，參照本辦法執行。”

　　籌款是有成本的，這是無可非議的問題。這一點已經寫入相關法律。2004年頒布的《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基金會的行政管理費用不超過10%，可以從捐款中提取。籌資費用和項目服務成本可以在捐款里另行提取。

　　但確定一個勸募費用的具體比例，是否合理呢？

　　假設一個“社會募捐者”籌集了100萬元非定向捐款，如果這筆錢來自長沙市內，那么他會得到8萬元的費用；如果這筆錢來自臨省，無論是緊鄰湖南的湖北，還是相距甚遠的新疆、內蒙古等地，他收到的費用都是12萬元，不會是實際籌款成本不同而有所不同。

　　“約定一個具體的比例，發放的募集費用究竟是成本還是獎勵，這很難界定。”劉培峰說。

　　慈善、公益的核心理念是救助弱者，達到社會公平。如果在這過程中，一部分以此獲利，明顯有悖于慈善、公益精神。如果一個“社會募捐者”籌集來自香港地區的善款100萬元，他可以得到15萬元的費用。如果他籌集來自香港地區的1000萬元善款，他得到的費用就上升為150萬元。也就是說，籌款金額越高，可得到的費用越高，這種帶有“競爭機制”、“績效考核”特點的規定，與慈善、公益事業的理念明顯不符。

　　募款1000萬元，即可獲得150萬元。據此，某公益專家戲稱，湖南慈善總會創造了一個高薪的職位，“這樣核算籌款成本過于簡單化，應該根據籌款實際發生的費用確定支付的金額，而不是籠統地規定一個比例。”涂猛說，任何一筆籌集的善款都應獨立核算，扣除實際發生的費用和成本，這不僅是青基會使用的方法，也是國內、國際大多數慈善、公益組織通用的辦法。

　　向“社會捐贈者”支付一定比例的籌款費用，是否合法，另一個關鍵點在于，捐贈者是否對此知情。

　　經過“社會募捐者”介紹，向湖南慈善總會捐款的捐贈者，是否充分了解，慈善總會會付給“社會募捐者”相應的經費？如果捐贈者不知情，或者知情但并不同意，那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事業捐贈法》第五條：捐贈財產的使用應當尊重捐贈人的意愿，符合公益目的，不得將捐贈財產挪作他用。湖南慈善總會的行為就并不符合捐贈人的意愿，即違反了法律。

　　成立專業籌款機構

　　“為什么要委托他人籌款呢？是自己籌款有困難么？”涂猛對于慈善組織委托“社會捐贈人”籌款，非常的不解。盡管他曾經接觸到一些專業籌款機構，例如美國的“聯合之路”和“香港公益金”。

　　歐美國家有專業籌款機構，機構設置的目的就是籌集善款，但其本身不直接使用善款，而是將善款撥付給其他慈善組織使用。美國的“聯合之路”，“香港公益金”都是這樣的專業籌款組織。

　　以“香港公益金”為例，60年代，香港社會服務發展緩慢，一些社會名流及商界領袖于1965年提出設立聯合籌募善款研究組。由此而成立的“香港公益金”成為一個負責為所資助的社會福利機構籌募捐款的組織。通過“百萬行”、“商業機構募捐計劃”、“雇員募捐計劃”、“工業為公益募捐計劃”、“慈善清潔及植樹運動”、“銷售慈善獎券”等籌款活動，“香港公益金”每年可籌集善款達數千萬元。

　　“香港公益金”將善款撥付給143家會員機構，由會員機構開展照顧傷殘、青少年、老人等社會服務。在內地開展多項扶貧、救助行動的香港救世軍，香港紅十字會都是“公益金”的會員單位，每年均接受公益金撥付的善款。

　　作為一個固定的籌款機構，“香港公益金”以籌款為機構第一使命，籌集善款也是機構設立的目的和意義所在。不過，正如涂猛所說，“香港公益金”是專業籌款機構，但是它不是受哪一個組織的委托而進行籌款的。所籌款項，也不僅僅撥付一家慈善組織，而是多達143家。

　　專業的籌款機構是捐贈者的信托人，通過組織的形式確保籌款活動得到有效的管理，同時謹慎地分配捐款予各會員機構，，以自己公信力和信譽保障善款的正確使用。

　　“香港公益金”的運作及經費則由香港賽馬會及基金的增值收益支付，對于公眾的捐款，“公益金”不扣除任何費用，全額下撥。也正是這一點，保證籌款機構不會提留善款，增強了機構的公信力。

　　“香港公益金”作為一個組織，籌集善款，不提取任何成本費用，將善款全額撥付其他組織。而湖南慈善總會則反其道而行，作為一個慈善組織，委托“社會捐贈人”募款，向“社會捐贈人”支付費用。

　　為143家組織募集善款，“香港公益金”是聯合勸募的一種形式和探索。而湖南慈善總會，則是試圖動員更多力量，尋找更多資金資源，只不過，要為此付出“相應的成本”。

　　如果說“香港公益金”，在混亂的募捐市場，探索一條解決問題的出路，為眾多的慈善組織解決了募款難題，而湖南慈善總會的規定，有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結果。

　　如果湖南慈善總會是因為募款困難而出臺“社會募集者”的政策，那么，成立聯合勸募組織，倒是解決慈善組織籌款難的一個出路。(記者 宋 揚 李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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