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也認為，隱私不是不可以披露，但征求當事人同意，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行為原則。

　　踏進“雷區”就要付出代價，除了民事責任，比如停止侵害、賠禮道歉、消除影響、賠償損失等責任形式以外，還可能承擔刑事責任，徐迅說：“根據我國已有案例，與記者密切相關的兩種罪名是：誹謗罪和侵犯他人商業信譽罪”。

　　在她搜集的案例中，有5起案件，媒體記者或者作者承擔了刑事責任。其中一起涉嫌誹謗罪，最終被法院判決誹謗罪，兩名被告人分別被判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和一年半。還有一起，是今年8月12日，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紙箱餡包子”虛假新聞炮制者訾北佳涉嫌損害商品聲譽案，訾北佳因犯損害商品聲譽罪，被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年。

　　職務犯罪等形態成為第三大“雷區”

　　湖南師范大學知名新聞學學者魏劍美和記者出身的知名律師周澤，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針對“記者是否擁有權力”這個話題，都表達了這樣的觀點：記者的采訪權和輿論監督權，實質上是一種公民權利的體現，是“權利”而不是“權力”。

　　然而，他們也并不否認，現實中，媒體、記者對采訪權和輿論監督權的應用，又蒙上了一種“權力”的特征。而一旦出現了“權力”的特征，對于極少數職業道德差的媒體從業人員來講，就可能借此尋租。

　　尋租者東窗事發后，往往要面對“受賄罪”和“敲詐勒索罪”的指控，而身陷囹圄。雖然，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法律顧問徐迅認為，這兩種罪名和記者本身職業沒有特征性的聯系，因為它們更多指向公務人員和其他非記者的社會普通主體，但是，她也并不否認，這兩種罪名，目前而言，在記者的隊伍里呈高發狀態。

　　在網絡上搜索“記者”、“敲詐勒索”兩個關鍵詞，絕大部分是假冒記者犯下的罪行。但是其中也不乏真正的媒體記者。

　　比如，近日，在北京朝陽區法院，某報記者熊某和原同事茅某因敲詐勒索罪，被一審分別判處有期徒刑3年半。據檢察機關指控，熊某在某報擔任記者期間，曾以報道負面新聞相要挾，索要錢款，兩次累計達到40萬元。本案因當事人不服，正在上訴期間。

　　而若在網絡點擊“記者”、“受賄罪”兩個關鍵詞，也不乏案例。比如，今年4月份，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某報原浙江記者站站長孟某作出二審判決：孟某犯受賄罪，終審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判決書表述，新聞媒體履行的是國家賦予的對社會的輿論監督權，媒體輿論監督權是一種公共權力，孟某作為新聞媒體的記者，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向被批評報道的有關單位索取財物，符合受賄罪的犯罪構成要件。

[上一頁]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