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地下工作”

　　在康雷的所有業務中，調查婚外情是最類似“地下工作”的一種活計。為了讓記者有一個直觀的印象，康雷從文件袋中將其“偵查工具”一一拿出來，擺在桌上。

　　“你看看，我們的數碼相機，跟你們的比，小巧多了。”康雷看著記者手中的相機，調侃說。

　　在康雷日常用的“偵查工具”中，既有確定方位的指南針，手機定位儀，也有用來獲取“證據”的微型照相機、無線攝像頭及接收設備等。“這些儀器，在市面上是買不到的，我們多數是通過特殊渠道得來的”，康雷說，有一些儀器還是花高價請廠家訂做的。

　　以袖珍照相機為例，僅煙盒大小的機身就價值6000元，可以放置于掌心，隱蔽性較強，通常用于婚外情的調查取證。而價值10萬多元的手機定位系統，主要通過衛星定位系統尋人，地點可以精確到50到100米以內。

　　他告訴記者，在一般情況下，那些要求離婚的當事人，在苦于沒有對方出軌證據的情況下，求助于律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再委托私人偵探所用非常手段去取證。

　　接單以后，偵探所首先要求對方提供需要調查對象的照片及相關信息，第二步就是簽訂委托合同，預交50%的費用后，偵探們會開會策劃方案，并做經費預算，這些工作做完以后，便正式開展工作了。

　　康雷從文件袋中取出一組男女熱擁照片，那是他剛剛完成的一單婚外情調查，委托人因懷疑妻子有外遇而委托調查。接單后，工作人員從委托人口中了解到女方與曾經的大學同學有曖昧關系，于是馬上對目標進行追蹤。在跟蹤過程中，發現委托人的妻子和一男子拐進了一家偏僻的賓館，并在305房間開房。工作人員立刻在其隔壁307房間開房實施監控，并從307房通風管悄悄潛入305房，在管道中利用針孔攝像頭拍下了委托人需要的證據，完成了工作。

　　雖然警方不承認私人偵探的合法身份，卻會與后者展開密切合作，在一些特定情況下，私人偵探還會受托做“臥底”協助警方破案。在2002年的一次打黑除惡風暴行動中，為了獲取某涉黑頭目的犯罪證據，在警方的安排下，康雷派出了幾名工作人員前往某看守所做“臥底”，最后圓滿完成了任務，康雷也受到了警方的嘉獎。

　　在那次“入獄”之前，看守所清空了一個監舍，先將偵探作為第一個“犯人”關進去，隨后再安排一些其他犯人入住，目標對象則在最后的階段安排進去。在監舍中，臥底人員以監舍“組長”身份通過日常活動獲取相關信息，再在監舍外面安排一人送飯，這樣，“組長”遞出來的條子，很快就到了警方手中。

　　“當然，這樣的工作不是一般的私人偵探機構能承擔的，這要有警方的充分信任，并要有嚴格的紀律約束。”康雷說。

　　合法化夢想

　　“私探”行業并非只在長沙蓬勃發展。百度一下“私人偵探”，有863000篇相關文章。有關資料顯示，在深圳、廈門等經濟發達地區，私人偵探所通過網絡發布的宣傳信息隨處可見，但這些發達城市的私人偵探機構同樣是在同政策的博弈中尋找生存空間。他們甚至通過舉辦論壇、峰會等形式試圖引起政府部門的關注。2004年夏天，號稱“中國私家偵探第一人”的遼寧克頓調查事務所負責人、中國調查員聯盟主席孟廣剛曾籌備“首屆中國私人偵探論壇暨成立中國私人偵探協會(籌備會)”，但最終流產。

　　和孟廣剛一樣，39歲的康雷，自偵探所成立起，就一直在為爭取偵探所的合法地位而不斷奔走。早在2004年6月4號，康雷就在長沙組織過有關私人偵探所行業研討會，并吸引了一些媒體到場。

　　但上述努力顯然不夠，甚至對他們的活動，社會亦有廣泛質疑。“通過秘密手段獲取的音像與圖片資料，能作為證據使用嗎？”“在沒有經過當事人允許的情況下，偷拍婚外情不是侵犯別人的隱私嗎？”諸如此類的質疑事實上從未間斷過。有人研究發現，目前私人偵探行業容易觸犯的刑事法律有8條之多，包括“非法獲得或持有國家秘密”；“偽造、變造居民身份證、國家公文、證件、印章等”；“冒充國家工作人員招搖撞騙”；“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妨礙作證”；“非法拘禁”；“侵犯商業秘密”；“損害商業信譽、商品聲譽”。

　　對于私人偵探業的出路問題，學者張鎮宇、李文武提出，從總體上講，私人偵探若想生存，必須采取保守的態度，采取防御性姿態而不是進攻性的姿態。“所謂防御姿態，是說調查行為不能對黨和國家的政策、法律、傳統習慣、公民隱私等構成挑戰”；“在法律還未對私人偵探業進行規范和調整的前提下，私人偵探業若想在夾縫中生存，那就只有在行為的方式上慎之又慎，否則，如果行為方式不合法，非但取不到相應的證據，甚至會把自身拖入違法甚至犯罪的泥淖中”。也有學者呼吁，政府應對私人偵探行業存在的現象進行調查研究，出臺相應的管理措施，“從制度上約束和調控其行為”。(法制周報記者 王海平 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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