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9日，湖南本土笑星胡建林狀告長沙旁博私人偵探所侵犯其肖像權一案，在芙蓉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并于庭審后當庭宣判。法院認為，被告長沙旁博私人偵探所侵犯原告胡建林肖像權一案事實成立，被告不得再使用印有原告肖像的名片及廣告，并于判決書生效之日起三日內用書面形式向胡建林賠禮道歉。

　　一直在“地下”運行的私人偵探社，因為這起肖像權官司走到了臺前。一審敗訴后，長沙旁博私人偵探社負責人康雷主動約見《法制周報》記者，自曝私人偵探行業不為人知的灰幕。

　　對于胡建林將自己告上法庭，康雷無法理解。他表示兩人早在幾年前就認識，2007年元月中旬，兩人還面談過由胡擔任偵探公司形象代言人的事情。“當時，他給了我一份某植物口香糖的廣告，建議我就用上面的圖像。”康雷承認，那次面談并未涉及費用問題。

　　2007年3月份，康雷用胡建林的圖像制作了100份戶外廣告和100張名片，開始散發。2個月后，胡建林發現印有其圖像的戶外廣告后，找康雷交涉并索賠10萬元，但康雷只愿意出4萬元。意見不合的雙方于是走上了法庭。

　　不過，胡建林的說法與康雷并不一致。他承認曾經和康雷談過形象代言一事，但自己當時并未答應，更沒有拿過印有自己照片的包裝袋給康雷，“我不知道他從哪兒弄來的照片。”康雷說。

　　在解釋為什么只索賠一元時，胡建林說：“我并不是為了錢，只是想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也給他(康雷)一個警醒。”胡建林稱對這場官司的勝訴滿有把握。

　　灰色行業的尷尬

　　讓康雷尷尬的不只是這場官司。

　　1993年，公安部發布了《關于禁止開設“私人偵探所”性質的民間機構的通知》，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有關部門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都未曾發生改變，這讓康雷“沒法向別人介紹自己的職業，只能說自己是待業青年。”康坦言，自己所從事的“職業”并不合法，但“市場很大”。

　　即便如此，偵探所仍與公安、計生、工商等部門進行過有效的合作，有些部門甚至主動接觸他們。“我從1999年涉足這個行業以后，這種合作就沒有中斷過。”康雷說，迄今為止，他創立的旁博偵探所已是全長沙私探行業規模最大的機構之一，擁有18名工作人員，年營業收入超過500萬元。

　　由于沒有合法身份，私人偵探的調查也很艱難，他們在蹲點取證時，常常會被小區的物業人員和保安誤認為小偷抓起來。

　　2002年，偵探所配合警方前往云南和緬甸追捕一個販毒集團，一位偵探神秘失蹤一個多月后才被警方在緬甸某少數民族部落找到。原來，按照該部落風俗，有女兒待嫁的人家，會把一條凳子放在自家門口，如果有男子看上了這家的女兒就會坐到這條凳子上，然后到女方家成親。該偵探不懂這個習俗，在休息時坐到了一處凳子上，結果被女方家人強逼成親。

　　康雷告訴記者，私人偵探所的業務主要分成幾大塊，包括協助公職機關的調查，接受商業機構的商務調查以及民間調查等。其中，協助公職機關的調查業務占到總業務量的10%左右，一些政府機構如果覺得通過正常手段無法實現工作目的，就會將業務交私人偵探來做，如公安破案、海關緝私、計生部門查超生和計外妊娠等等。

　　此外，商務調查占到私人偵探總業務量的30%左右，一些大的公司調查競爭對手的情況，也會主動找私人偵探。康雷舉例說，某德國品牌手機調查某韓國品牌手機在湖南的市場情況，就一直是他的穩定業務，每年有10多萬元收入；而在一次配合技術監督部門查處假腦白金的行動中，康雷得到了所查獲假貨總標值100多萬元的10%的報酬。

　　康雷透露，民間調查是私人偵探業務的主體部分，約占6成左右，而婚外情調查又占其中的85%，這些業務基本上都是律師事務所介紹過來的。他說，長沙市內一些著名律師事務所都與其有密切聯系。“有時一天可接五六個單，但由于人手不夠，一個月也就做十個單左右。”康雷說。

　　即便沒有合法身份，巨大的市場還是吸引了不少人參與私人偵探，康雷告訴記者，長沙市私人偵探機構已有近30家，但它們都無法注冊，除非使用咨詢公司的名義。這些調查機構的業務范圍“大抵差不多”，基本都是委托私人事務、追蹤債務逃逸人、商業機密調查取證、應對第三者措施等。

　　康雷承認，私探行業利潤相對較高。比如一張“室內照片”(指通過技術手段獲取偷情者的室內活動照片，室內攝像的情況與此類似)收費5000元，“室內攝像”收費6000元，外地調查則在同類價格上翻倍，“至少10000元”，如果需要出省，如去新疆、內蒙古等地，收費就更高了，“一般都要3萬到4萬元”。在婚外情調查中，有些富婆要求提供加急服務，則會主動開價，“2萬到5萬都有”。

　　“粗略算下來，每名偵探的月收入基本上可以過萬，”康雷說。自己這家偵探機構年收入不低于500萬元，純收入超過100萬元，但因為沒有合法身份，所以納稅無門。“我想納稅啊，可是，哪個敢收？”康雷說，“一旦收了稅，不就承認了我的合法地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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