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敬明舉家逃到江城(化名)已經快十個月了。6月6日，記者撥通了肖敬明的電話，電話那頭的他剛說了幾句話就哽咽了：“這哪是人過的日子，整天居無定所、提心吊膽……工作一時找不到，錢也花完了……”

　　很多人聽到這里，或許會想到逃亡的犯人。

　　可肖敬明并不是犯人，而是一個曾經協助警方破獲一起兇殺案的證人。然而，正是因為向警方舉報了幾個犯事的老鄉，肖敬明才不斷被人敲詐、恐嚇，最后不得已帶著妻子、8歲的女兒和剛滿月的兒子舉家逃到了江城……

　　目擊兇案

　　肖敬明是貴州人，在逃到江城前，他在浙江省寧波市生活了6年，開過小賣部、臺球房，也開過洗頭房。在當地人看來，這是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外地人，而在貴州老鄉的眼中，他也算個有能耐的人。

　　于是，經常有老鄉到他的臺球房、洗頭房串門。這些人中，有正經人，也有雞鳴狗盜之輩。

　　“我們貴州人在寧波當混混的很多，他們平常干什么勾當我都有所耳聞。這些人我得罪不起，平常我都是敬而遠之的，但他們中有的是同村老鄉，有的是鄰村的，甚至沾親帶故，有時想避也避不開。”肖敬明說。

　　去年7月14日晚，肖敬明外出辦事回來。在家門口，他看到幾個人在吵架。一邊的3個是貴州人，其中一個是同村老鄉趙偉，一個是鄰村的鐘力。

　　他一聽就知道，這些人又在鬧事了。“后來我才知道，受害人趙喜揚是吉林人，當時他們3人想訛趙喜揚的錢。”肖敬明告訴記者。

　　正準備進門，事情突然間發生了變化，他看到有兩個人拿著鋼管和菜刀氣勢洶洶地趕過來，和趙偉3人一起毆打趙喜揚等人，趙喜揚被鋼管擊中幾下就倒地了。

　　“當時看見整個過程的就我和隔壁的那個安徽人，但安徽人不認識我這些老鄉，所以真正的目擊證人就我一個。”肖敬明說。

　　他認識那個拿菜刀的叫錢義，拿鋼管的叫龍守瑩。

　　警方趕到現場后，幾個犯罪嫌疑人作鳥獸散，只剩下倒地的趙喜揚和幾個工友，肖敬明幫警察將趙喜揚抬上警車。

　　經醫院搶救無效，趙喜揚于第二天凌晨死亡。后經法醫鑒定，趙喜揚系被人用鈍器打擊致重型顱腦損傷而死亡。

　　指證嫌犯

　　肖敬明幫民警把趙喜揚抬上車后，就有民警問他有沒有看到是誰干的？“我當時想，這不能說，錢義、龍守瑩這些人不能得罪，萬一被他們知道是我說的，我死定了。”肖敬明回憶說。

　　后半夜，肖敬明被手機吵醒，是片區民警王必成打來的，說有事問他。王必成沒有開警車，也沒穿警服，一同來的還有派出所的副所長李東泉。

　　李東泉說：“當時我們告訴他，那個人死了，事情很嚴重，希望他提供線索，協助警方破案。而且我們也確實告訴過他，會盡量替他保密的，也會為他爭取警方的線索獎。”

　　“當時警方估計這個案子是我們貴州人做的，所以就來找我了，我心里很矛盾，說還是不說？民警隨后說了很多大道理，加上我想如果我不說，人家不是死得很冤嗎？于是我再三叮囑王警官，一定要給我保密，否則我得罪了那些人，以后就沒好日子過了。”肖敬明說。

　　接下來，他一五一十地向警方說明了案發經過，也說了龍守瑩住的地方，并動員老婆也向警方作證。警方迅速將龍守瑩抓獲。

　　“第二天，民警還帶著我去汽車站和火車站指認另外兩個犯罪嫌疑人：錢義和鐘力。可這兩人已經逃走了，后來我又提供了一些線索。”肖敬明說。

　　正是在他的協助下，警方在嘉興海寧將錢義抓獲，可沒過多久，錢義就被放出來了。

　　“當時錢義一直不肯交代具體案情，雖然有其他的一些證據，但檢察機關沒有批捕，我們只能放人。”派出所副所長李東泉說。

　　除了錢義被抓，其他幾個參與打架的人至今在逃。

　　舉家逃亡

　　肖敬明說，錢義出來的當晚，就直接到他店里，責問為什么要舉報他們，還說民警在審訊的時候跟他說，是開洗頭房的老鄉舉報的。

　　“我哪敢承認啊，老婆孩子都在，萬一出點兒事，我不是玩完了。錢義看我不承認，就說想借我家的音響聽幾天，第二天就來了一個三輪車運走了我們家的音響。”肖敬明說。

　　錢義訛走了一套音響后，又有兩個人到洗頭房鬧事，結果肖敬明只能再掏了500元請這些人吃飯賠禮。

　　接二連三的事情讓肖敬明越來越害怕，他覺得寧波是呆不下去了。錢義放出來一個星期后，肖敬明接到了一個表親的電話，讓他趕緊離開寧波，說否則錢義他們又要來報復了。

　　肖敬明迅速將當初投資了幾萬元的洗頭房以5000元的價格脫手，趁著天未亮，帶著老婆、孩子踏上了去江城的火車。“當時我不敢和老婆說是去江城的，只說回老家，8歲的女兒已經上二年級了，我們也沒來得及和學校說一聲。到了江城，我趕緊換了手機卡，除了親人以外沒人知道我逃到哪里。”

　　2006年12月6日，龍守瑩被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在判決書中，證人肖敬明和他老婆的名字以及證詞，赫然紙上。

　　寧波的表親又給肖敬明打電話說：“千萬不要回寧波了，現在這里的老鄉都知道是你舉報的，一些人揚言要找你算賬。”

　　春節前，肖敬明接到丈母娘的電話，說趙偉他們來過了，說是來玩玩的，但神色不對勁。緊接著他又接到老父親的電話，說鐘力、趙偉等人到處在找他。

　　這個春節肖敬明沒敢回家。

　　然而一家人初到江城，女兒要上學，兒子還在襁褓中，老婆上不了班，幾年來那點微薄的積蓄沒過多久就花光了，等安頓下來后，肖敬明不得不開始找工作，可一直沒能如愿。

　　無奈之下，肖敬明想試著賣盜版碟，可第一天露臉就被警察抓了個正著，幸好警方同情他的遭遇，警告一下就放了他。

　　那天晚上，一家人抱頭痛哭……

　　“想想我這是何苦呢？當初干嘛非得去作證，原本一家人在寧波過得安安穩穩，如今顛沛流離不算，還整天提心吊膽。我真是覺得對不住老婆和年幼的孩子。”肖敬明接到記者電話的時候，正在建筑工地里打雜工。他說：“這是我上班的第二天，這段時間來一直靠向親戚和老鄉借錢度日。”

　　這十個月來，肖敬明不斷向寧波市警方求助。他說：“寧波市公安局曾經有人讓我回寧波，說可以提供幫助，但再次給他打電話的時候，就找不到這個人了。我也和派出所聯系過多次，但至今沒給我提供任何幫助。”

　　救濟之缺

　　作為警方的證人，在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嚴懲后，常常可以以一個全新的身份，在一個人地兩生的城市開始新的生活……

　　“這只能是在國外影片里看到的故事情節，就目前來講，我國根本不具備這個條件，也沒有一個專門的證人權利保障制度。”寧波市檢察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檢察官說。

　　他認為：“我國屬于鄉土社會，老百姓宗族觀念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處事理念根深蒂固。在這種背景下，證人不出庭、消極作證，甚至作偽證屢見不鮮，因此證人會不會積極作證或如實作證，并不是光靠一個完備的證人保護救濟機制就可以解決的。”

　　這位檢察官說：“我認為，就目前來看，我國根本不可能建立這樣的機制，也根本無需建立這樣的機制。原因是，對于‘陌生證人’來講，犯罪嫌疑人很難找到并報復；與宗族或某個團體利益相關的證人，自然有宗族或這個特定的團體來保護；與宗族利益相悖的證人自然會選擇自我保護，那就是不作證或消極作證，如果證人自己肯作證，那他肯定已經充分地權衡利弊，覺得可以安全作證，所以也不需司法機關來保護了。”

　　相對于這位檢察官的看法，警方對證人的保護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記者從寧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了解到，肖敬明出現困境后，確實多次向該局致電求助，民警也曾經與法院溝通，希望在判決書中不要出現肖敬明的名字，但法院認為，肖敬明作為主要證人，不能用化名或者隱去，否則難以體現司法公正。

　　“我們還曾想過，給他另外找份工作，讓他回寧波來，可落實起來有困難。”江北分局洪塘派出所教導員呂平告訴記者，“現在很多案件發生后，根本找不到證人，給我們破案帶來難度。其實我們很想通過積極地保護證人來獲取證人的支持，但畢竟受到經費和條件的限制，只能在具體工作中加以注意，比如在向證人調查取證時盡量不開警車、不穿警服，在治安行政處罰決定書上盡量不出現證人的名字。”

　　呂平所說的證人保護僅限于一些警方自己能處理的治安行政案件，一旦涉及刑事犯罪，證人的保護就不受警方控制了。即便在檢察機關審查起訴階段不暴露，到了法院庭審質證和判決時，證人的名字和證詞的內容是一定要公開的。

　　“其實，我國亟需一個公檢法聯動的證人保護機制。”呂平說。(作者：余東明 李建平 謝臺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