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陽市一個居民小區附近，經常可以看到一對撿破爛的母女。女兒名叫李秀麗，十年前在她還是一名快要畢業的大專學生時，突然接到學校退學的通知，從那時開始，她就跟著母親以撿垃圾為生。

　　曾經的大學生為什么如今要撿垃圾呢？據李秀麗回憶，十年前，也就是1997年11月28日，和她同寢室的同學張翠霞發現自己存折上的600元錢在當天上午9點被別人冒領了。張翠霞報警后，沈陽市公安局一名叫董兆宏的民警來調查這起案件。邏輯推理后，民警董兆宏認為，取錢的人就是偷存折的人。但由于案發的銀行在十年前沒有安裝監控設施，小偷留下的唯一的蛛絲馬跡就是在取款單上的筆跡。董兆宏準備通過筆跡鑒定來破案，并把鑒定目標鎖定在李秀麗和另一名女生身上。

　　李秀麗說，那天，她和另一個女生填寫了民警董兆宏拿來的很多空白取款單，作為筆跡鑒定的樣本。兩個月后，筆跡鑒定結果出來了。董兆宏跟她說就是她，聽到這個結果，她當時就感覺腦袋炸了。

　　當時民警董兆宏拿出的鑒定結論上寫著：“送檢取款憑條上，有關取款人填寫的字跡是李秀麗所寫。”而李秀麗也在那天寫下承認自己是小偷的交代材料。可李秀麗說，當初承認偷竊，是迫不得已。當時太無知，被民警嚇得編了個口供。

　　隨后，李秀麗翻供了。她向辦案民警董兆宏提供了自己沒有作案時間的證據：有三名同學書面證明，那天他們和李秀麗一起上自習，案發時她沒有出過教室。在李秀麗的強烈要求下，民警董兆宏答應換一個鑒定部門，再做一次筆跡鑒定。

　　很快，第二次的鑒定結果也出來了。董兆宏拿著一張紙找到李秀麗，紙上寫著經兩次筆跡鑒定都是李秀麗。隨后，公安機關作出了處理意見：李秀麗偷竊存折，冒領他人存款，應予以治安處罰。但考慮到李秀麗是在讀大學生，公安機關把處罰權交給了學校。1998年4月6日，學校對李秀麗作出勒令退學的處分。

　　據李秀麗說，當年她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在班里擔任學習委員，她所學的機械制造專業當時是很熱門的，眼看再過兩個月就要畢業時卻被勒令退學了，她的前途變得一片黑暗，而靠撿垃圾供她讀書的母親也感到特別失望。

　　為討清白奔波辛苦整七年

　　公安機關都已經作出了認定，李秀麗就是小偷的事實似乎是板上釘釘了。可李秀麗還是不服，被勒令退學后，1998年5月，李秀麗對公安機關提起了訴訟。半年后，法院作出的判決給了李秀麗一次機會。判決要求公安局更加嚴格地履行程序，重新作出偷竊認定。

　　法院作出的判決應該是讓李秀麗看到了希望，但是她等來的又是什么呢？拿著法院的判決，李秀麗反復到公安局要新的認定結論。據李秀麗說，1998年年底，突然有一天，公安局的人開車來接她去取結論，但是取結論的地點不是公安局，而是看守所。“我一下車就拽著我媽不松手，他們就硬拉，把我媽拉到外面，把我使勁拖到里頭去了。我進去之后，他們給了我一個勞動教養決定書。”這份由沈陽市勞動教養委員會作出的決定上寫著：“李秀麗進行盜竊活動，危害社會治安，根據有關規定，決定勞動教養一年。”

　　一年后，李秀麗勞教期滿。從勞教所出來，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法院，把沈陽市勞動教養委員會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認定勞動教養錯誤。

　　李秀麗認為，翻案的關鍵在于筆跡鑒定結論能不能改變。帶著案發時間前后的作業本等材料，她從沈陽來到北京，找到了著名的物證學專家徐立根教授。徐教授在這些資料里挑出了大量的樣本，和那張被冒領的取款單上的字跡進行了比對。隨后，徐教授以北京物證技術鑒定所的名義作出了結論：取款條上的幾個字不是李秀麗寫的。

　　拿著徐教授作出的鑒定結論，李秀麗覺得打官司有信心了：“當時我看了之后，真是像救星來了似的。”

　　之后幾年，李秀麗就用這個鑒定結論作為證據，來洗刷自己的惡名。但這個過程之漫長，是誰也沒有想到的。李秀麗一邊和母親撿垃圾維持生活，一邊一次又一次地跑法院打官司，這一跑就是七年。

　　2004年9月，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勞動教養委員會認定李秀麗盜竊的事實證據不足，適用法律不當，判決撤銷勞動教養的決定和以前所有的法院判決，并予以李秀麗國家賠償1.9萬元。事件發生時，李秀麗只有21歲。打完這場官司，她已經28歲了。這個判決她等了整整七年。

　　一人辦案致筆跡送檢存疑點

　　雖然法院的判決證明了“公安機關認定李秀麗是小偷”是一個錯誤，可當初為什么會產生如此錯誤，讓一個風華正茂的大學生蒙受了七年冤枉呢？公安局是依據兩次筆跡鑒定的結論作出的錯誤認定，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筆跡鑒定就是錯誤的呢？徐立根教授說，鑒定出錯是有可能的，關鍵是要看錯在哪里。有可能是送檢人在樣本的收集上有毛病，必須了解他在什么情況下怎么收取的樣本。

　　徐教授首先對收集樣本的過程產生了質疑，在有問題的那兩份鑒定書里，都有民警董兆宏讓李秀麗和另一名女生填寫的空白的取款單樣本，那么十年前，收集這些樣本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呢？李秀麗說：“讓我們倆都寫了一百多張這樣的空白取款單，都是一樣的內容，我倆誰都沒做標記，也沒簽名字。”記者看到，在認定李秀麗是小偷的鑒定樣本里，的確沒有李秀麗書寫的簽名。

　　“沒有簽名，是不是最后誰給她調包了，那就不好說了。”徐教授認為，除了收集樣本是個關鍵，送交鑒定部門的過程也非常重要。那么，十年前，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收集的鑒定樣本？又是怎樣送檢的？這些只有當時的辦案民警明白。

　　帶著諸多疑問，記者來到沈陽市公安局，尋找當時的辦案民警董兆宏。公安局的有關人員告訴記者，他們這里已經沒有這個人了。他受處分后，早不在公安局了。

　　通過查找，記者在沈陽市一所大學里，找到了擔任保衛干部的董兆宏。聽到記者提及李秀麗的事，董兆宏馬上走開。

　　在案卷卷宗里，記者查到，法院詢問了董兆宏送交鑒定樣本的過程，董兆宏說去送檢的過程中只有他一個人。由此可以看出，那些樣本只經過董兆宏一人的手，沒有他人監督。

　　依據法院判決，公安機關認定李秀麗是小偷就是個錯誤，那么在李秀麗提出疑義的情況下，為什么堅持對她進行勞動教養呢？記者到公安機關了解當年的情況，但得到的答復是“此事不能接受采訪”。

　　清白討回拾荒現狀未改變

　　李秀麗等到了這樣一個判決，她的生活又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她目前的狀況又怎么樣？

　　600元錢被盜事件從發生到今天，已經有十年了。對于公安局來說，這也許就是個誰也沒有興趣再提及的案件。但十年的時間卻徹底改變了一個人的命運。李秀麗當年的同學們如今大都已成家立業了。而那個曾經也被懷疑盜竊，和她一起做了筆跡鑒定的女孩一畢業就回了老家。這十年中，李秀麗也四處尋找工作，但沒有文憑、又被勞教過，這讓她四處碰壁。無奈之下，李秀麗只能和媽媽一起去撿垃圾。吃的菜都是她們到附近的市場上撿來的。

　　但眼淚和委屈無法改變現狀，李秀麗明白，要想讓社會接納自己，一切還得從頭開始。她找到學校，要求學校為她恢復學籍、頒發畢業證、分配工作，并提出經濟賠償48萬元。而學校表示，他們只能滿足第一項要求，如果她申請，他們應該為她恢復學籍。

　　2006年年底，李秀麗到法院，提起了要求學校民事賠償的訴訟。目前，還沒有工作的李秀麗繼續靠撿垃圾維持生活。

　　專家說法

　　公安機關的認定及處罰均存在證據不足

　　撒貝寧(央視《今日說法》主持人)：我們看到，公安機關認定李秀麗有偷竊的行為，主要證據就是那兩份筆跡鑒定。單憑筆跡鑒定，是否能夠認定一個人的偷竊行為？

　　洪道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應該是不能的。因為筆跡鑒定是間接證據，它最多只是證明了這個取款條是某某人寫的，但這某某人取款的存折是哪兒來的、是怎么來的，可是跟這個鑒定沒有任何關系。所以，單憑筆跡鑒定只能證明其中的一個環節，背后其他的事兒鑒定解釋不了。

　　撒貝寧：法院作出了個判決，要求公安機關重新再認定一次。這個判決依據是什么？

　　洪道德：李秀麗親筆書寫的供詞和鑒定結論應該說是吻合的，因為她承認自己偷了。但我們一定要注意一點，李秀麗現在說當初親筆書寫的供詞內容是被逼的。第二次鑒定是在李秀麗的親筆書寫供詞以后才搞的，這就說明李秀麗的親筆書寫供詞已經被公安機關否定掉了。那么這個案子認定李秀麗有盜竊行為的證據，又只剩下一個鑒定了。而鑒定這個證據是永遠成不了直接證據的。

　　除了鑒定之外，又出現了一個新的證據，就是三名同學證明當時李秀麗沒有作案時間。所以，這兩個證據相互矛盾。基于這樣的證據，認定她盜竊應當是證據不足。

　　撒貝寧：通過記者調查的情況，您怎么看這一年的勞動教養？

　　洪道德：在沒有新證據的情況下，對她進行勞動教養顯然是證據不足。當時的公安機關怎么會突然對她勞動教養了？我想是一個執法理念的問題。可能因為李秀麗對這件事不依不饒，公安機關感覺面子下不來，認為公安機關做的決定作為公民就應該服從，要不服從，后面可是還有比這更嚴厲的措施。

　　公平正義取決于辦案的每一個細節

　　撒貝寧：現在李秀麗這件事算是還了她一個清白，可是這中間還有三份鑒定，其中兩份認為是她寫的，一份認為不是她寫的，原因就在于這個比對材料有問題。

　　洪道德：送檢樣本當初是一個人去送的，這不合法，應該至少兩個人去送，相互監督。

　　法律對公安人員所有的偵查活動都是要求不能少于兩人，到今天來看，它是形成疑案的一個很重要的程序上的原因。所以，后來發生的這些事情，包括公安機關自己都說不清楚。

　　撒貝寧：通過整件事，您覺得它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是什么？

　　洪道德：在辦案程序上面的違反規則，很可能給一個人帶來相當大的損害，甚至是終身的磨難。這個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們每個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公安辦案人員，要慎重對待自己手中的權力。

　　撒貝寧：公平正義取決于每一個微小的細節，如果說在整個調查的過程當中，我們不嚴格地按照法律的程序和法律的規定去辦案，很有可能最終的結果會傷害到一個公民。所以我們也希望，這樣的錯誤在今后不要再發生。(張婉婷、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