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民間反扒的是非褒貶，我們已經聽到了各種意見。一個總的印象是，反對民間反扒的聲音處于下風。原因其實很簡單，那些支持的聲音更理直氣壯，似乎是占領著某種“道德制高點”。如果一上來就讓反對的聲音自感道德低下，那么就沒有辦法平心靜氣地看待和討論問題。日前，《現代快報》一篇“反扒者反扒傷人”的報道，將民間反扒的問題再次推到我們面前。而在此次討論之前，我們應當先澄清一個前提：民間反扒，說到底，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法律問題。

　　首先，“扒”是違法行為，不是不道德的行為，因此，“反扒”，作為抗制違法的行為，也應是法律問題；其次，“反扒”是一種“執法”行為，但反扒者的執法資格從哪兒來？這是法律問題，不是道德問題；再者，“反扒”需要作出判斷，這個判斷不單是事實判斷，更是法律判斷，一旦對是否發生(即將發生和已經發生)了扒竊產生爭議，就更是一個法律問題；最后，凡執法皆不免強力壓服，但壓服遇到反抗，可能導致對抗升級，發生死傷之后的是是非非就只能由法律來裁決。

　　因此，在肯定反扒的積極意義的同時，需要看到它潛在的法律風險。而如果我們諱言這種風險，就有可能漠視了反扒者的利益，那才真正是不道德的。

　　在反扒者對是否即將發生扒竊判斷失誤的情況下，首先出手可能意味著對無辜公民的侵害，因為扒竊不是針對人身，而是針對財產的犯罪，在沒有暴力侵害的情況下，不存在正當防衛的問題。即使是針對可能的人身侵害，除了無從躲避的特殊情況，也不能實行所謂“事先防衛”。如果反扒者對是否已經發生了扒竊判斷失誤，并且出手抓捕，也要對可能產生的所有法律后果負責，比如他人的名譽權，等等。

　　即使判斷正確，也存在兩個法律上的風險。一是對抗過程中暴力升級。我們暫且不考慮反扒者被賊所傷的情況，因為我們推定他們已經將個人利益置之度外，但是，如果造成扒竊者死傷，就有一個是否防衛過當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法庭上都爭得面紅耳赤，法律工作者都眾說紛紜，一個民間反扒者何以能在倉促之間作出無誤的判斷。

　　簡單說來，目前的法律理論還無法妥善解決上述好心辦“壞事”的問題。發生了死傷，如果不屬于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險，又不是犯罪人抗拒抓捕的情況，我們沒有德國刑法中所謂“社會相當性”理論，無法在法律規定的免罪事由之外，尋求對“反扒過限”的救濟。所以，民間反扒是一件法律風險很大的“好事”。

　　作者：鄧子濱(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