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不再聽憑物業公司隨意調高物業費用，也不再任由建筑噪音破壞自己的生活質量，這種建立在自購住房基礎上的維權意識前所未有

　　中國的房產改革，喚醒了民眾私有財產和共有財產意識以及參與管理的意識；新建商品房住宅社區中類似原來單位大院中“領袖”人物的缺失，更喚醒了熱心公眾事務人士的競選意識；全體業主定期支付的所謂“物業管理費”，更使得業主增強了參與和監督意識，對選舉出的“領導人”則自然以“公仆”對待。

　　當下，人們對房地產的關注主要是因為其不斷飄紅的價格，而一些前沿研究顯示，大量新型社區的出現，不僅改變了國人原有的居住方式，同時也促使人們的行為和觀念發生了潛移默化的改變。

　　從2003年起，房地產商就在不斷發起“居住改變中國”的大型宣傳。他們鼓吹房子所凝聚的財富，鼓吹自身所肩負的使命，鼓吹房地產之于中國的意義。可是在北京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繆青看來，新型商品房社區之所以能“改變中國”，其最大意義恰恰在于，這里正在孕育最樸素的公民文化——里弄和大院的消失以及隨之而來新型社區的建立，正在成為中國邁入公民社會的基礎和動力。

　　在繆青看來，在包括大院、單位小區、平房小區在內的老社區里，居民很少參與社區事務的決策過程，居委會是“政府的腿”這一觀念被廣泛接受，社區參與往往是以一種自上而下的方式表現出來，人們參與社區活動主要是由政府來推動。而在以“財富起跑線”劃分的新型商品房社區里，居民更愿意參與社區事務的決策過程，業主委員會、中介服務組織和非政府組織開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在社區體制創新的過程中，出現了強調規則和制度化的公民參與趨勢。

　　“一提起‘公民’，大家反應出來的就是愛國，就是向國旗敬禮。其實完全不是這樣。”繆青說，“在不少新型商品樓社區中，人們表現出來的自下而上的公共參與，以及維權意識和自我管理技能的增強，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民文化，它是超越血緣和熟人關系的。”

　　不少事實支持這種判斷。一名網友回憶當年在大雜院的生活時說，“這幾乎是我農村老家在城市的復制和翻版。大雜院里長幼有序、鄰里友好、雞犬相聞。我非常自然地就可以融入這種已經存在多年的社區文化中，自愿接受那些熱心而且嘮叨的老太太們對院子里的方方面面進行管理。”他認為，在這樣的社區中，人們遇到不合理現象時，第一反應更多的是忍耐，因為如果某個人貿然站出來挑戰習慣和固有規則，他(她)將會受到大多數居民的排斥。

　　“比如我生活的那個大雜院，有個鄰居一到夏天就買了許多蟈蟈掛在院內，吵得我根本睡不好覺。可在這樣一個大多數人一起住了幾十年的雜院里，我完全不可能撕破臉來提什么意見。大家只能彼此容忍，實在不行了可以找居委會大媽反映，但要是誰真的自己跳出來和別人發生沖突，肯定會被周圍的鄰居視為不通人情。”這名網友說，如果自己生活在新型的商品房小區，肯定會直接去敲這位鄰居的門，把意見直言不諱地提出來。

　　在新型社區，人們的“耐心”正在減少，礙于人情、抹不開面子的情況也越來越鮮見，維權和參與管理正日益成為流行的話題。人們不再聽憑物業公司隨意調高物業費用，也不再任由建筑噪音破壞自己的生活質量。不管是私下談判還是對簿公堂，新型小區居民都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權利和利益，這種建立在自購住房基礎上的維權意識得到前所未有的發揚。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以打假出名的王海再次走入公眾和輿論的視線。他和他的“和諧社區發展中心”不僅代理消費者起訴不平等格式購房條款，而且樂于幫助起步晚的社區成立業主委員會。當《物權法》草案在全社會征集意見時，他甚至還組織了首次民間研討會，就一些事關百姓切身利益的問題，如建筑物公共區域所有權歸屬的問題、業委會的法律地位等進行熱烈討論，并形成書面立法建議案，正式提交全國人大法工委。

　　作為研究人員，繆青對這些震撼人心的變化感觸頗深。他逐漸意識到，隨著城市化和科技的發展，人口流動的增長，舊有的“熟人”鄰里正在被新的“公眾”鄰里所取代，從而為公民創造更多參與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機會。“在新型社區的人際交往中，人與人的關系是不分等級親疏的，通俗一點兒說，既非君臣也非父子，因而熟人社會的規則包括行政命令，在這里往往行不通。”繆青告訴記者，他曾經聽到過一位業主委員會成員向他感慨，終于理解為什么一些退下來的政府官員在參與社區管理時，往往感到不適應——“環境不同了嘛！”

　　環境的改變迫使人們學習和適應另一種游戲規則，即如何通過制度和協商，解決平等利益主體間的問題。這也是為什么當下各種“維權”搞得如火如荼的原因。一些業委會主任告訴繆青，人們要適應這樣的變化通常需要1至3年的時間，甚至更長。“付出這些代價絕對是值得的。正如一個業委會主任所說，最終居民必須了解，無論是誰都不可能包辦社區事務，也無法承擔這樣責任。他們會感到，還是大家討論決議說了算吧。”繆青認為，我們社會必須要通過這個過程，才可能形成社區參與式民主的框架，人們也才可能由此養成開會決定事情的習慣。

　　那些最先養成這種習慣的人往往成為時勢造就的英雄，比如身居北京的舒可心。舒可心號稱“玩”出來的維權專家，他從看采暖數據表開始，到追回開發商多收購房款1000多萬元，再到監督冬季采暖結余，使小區實現了交2年的采暖費享受3年的采暖服務。他還精心策劃了全國第一個業主以和平方式大“鬧”房展會事件，迫使發展商通過談判、協商的方式解決了問題。正因為此，他被某媒體評為“中國社區十大維權先行者”之一。

　　《市民》雜志曾在一篇報道中提到，盡管業主委員會的選舉只是一種基于財產平等基礎上的民主實踐，但隨著財產權利意識的覺醒，帶來了民眾政治權利意識的覺醒。現在很多商品房居住區內，業主、居民的精神生活熱點，已經是競選居委會委員乃至主任了。其實，民主不是什么階級的意識形態或者政治標簽，而是一種日常生活的理念、模式，是一種最常用的處理共有財產、公共事務的方法和工具。

　　先行者的足跡意味著一種超越中國古典治道的新選擇。繆青說，中國古典治理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治理。其理想社會是國家長治久安，百姓安居樂業。這一治道的重心在于，試圖找到或者試圖塑造那些能夠替老百姓著想的英明君主和清官賢相。而政府的廉潔和效能有賴于道德的修養和內圣外王的規范。但令人遺憾的是，在長達2000年的追尋長治久安的過程中，中國古典治道——無論是儒家、法家，道家——始終無法貢獻出一種方案、一種體制，能夠廣泛地激發民間的活力，特別是自下而上地保護公民權利和遏制公共權力的濫用的方式。其最重大缺失在于，人們在日常社會生活中沒有一個制度化公民參與的機制。

　　如今，這個機制正在興起。

　　舒可心認為，中國的房產改革，喚醒了民眾私有財產和共有財產意識以及參與管理的意識；新建商品房住宅社區中類似原來單位大院中領袖人物的缺失，更喚醒了熱心公眾事務人士的競選意識；全體業主定期支付的所謂“物業管理費”，更使得業主增強了參與和監督意識，對選舉出的“領導人”則自然以“公仆”對待。

　　然而這僅僅是開始，遠沒有達到讓人滿意的地步。一位在中國某社區擔任業主委員會委員的美國人告訴繆青，中國很多業主其實不懂得什么是私有財產，他們以為出了房門就不再是自己的“勢力范圍”，于是任由別人在社區內搭建各種棚屋。“在美國，居民有二十多種辦法讓它們消失，可是在中國沒有人會管這樣的事情，即使他的利益受到了侵犯。”

　　在繆青去年進行的一項研究中，43%的人不知道如何參與社區工作，30%的人認為社區活動不吸引人，24%的人對社區發生的事情漠不關心。在回答“您認為一些居民不愿參與社區工作的原因是什么”時，67.2%的人竟然說沒有時間。

　　對此，繆青的分析是，一方面說明在城市和社區治理的過程中公民參與的空間還很大，另一方面也說明，在未來社區治理中如何推進公民參與，特別是發展自下而上的制度化參與以滿足社區居民多樣化的需求，是一個值得有關社區治理和城市規劃的“相關公眾”，包括專家、公眾和政府，都需要不斷討論的問題。 (文/董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