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被綁架

　　的平等我雖然年輕時寫過幾首小詩，但我不是文學家，更不是文學評論家，很少寫，或者說基本不寫文學評論，對文學界的那些事，我沒有多少興趣；而且，我對王朔的印象一向很好，根據(jù)他的小說改編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它的風格雖然消解了當時的嚴肅文學，但它的筆觸直接深入到了人類存在的一個核心：童年是永恒的天堂，即使只有一線陽光。他的豪俠仗義我也時有耳聞，他和我共有一個朋友，前些年受難，王朔覺得這個朋友生活有困難，就和他侃了一本書，賣了一回自己的名，把稿費收入都給了那個朋友。

　　我寫這篇文章，非關個人恩怨，也與文事無涉，只是想從王朔手里解救被他綁架、并用來勒索讀者、取媚“警方”的“平等”，因為價值理念事關一個轉(zhuǎn)型社會的制度選擇，非同小可，開不得玩笑。你可以掙錢，但不能靠出賣理念來掙錢。美國有個“自由女神”，沒有“平等女神”，但平等確實也是個女神，她是自由女神的妹妹。但她現(xiàn)在被攜帶著《金剛經(jīng)》和《時間簡史》兩件“思想武器”的王朔綁架了，要我們掏錢去贖買。

　　也許出于本性，也許出于一個小說家的敏銳直覺，王朔準確地把握住了我們這個社會當下最敏感的脈搏，那就是平等。改革就是打破平等，如同跑步比賽就是要沖出起跑線，必定要邁出兩條腿中的一條腿一樣。近30年的改革，從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開始。如果不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等于要讓所有人繼續(xù)安于舊體制下的經(jīng)濟上的“共同”貧窮和政治上的等級森嚴。我在“共同”兩個字上加了引號，是因為在舊體制下的貧窮也并不是真正共同的，各種特權越是在一個難得溫飽的貧窮社會越是觸目驚心。

　　當王朔在軍隊大院里過著陽光燦爛的童年時，我卻在鄉(xiāng)下被收割過的麥田里尋找被遺漏的麥穗。我剛上大學時，改革還沒有開始，一個在我校就讀的日本女留學生就感嘆說，你們中國的不平等遠遠超過我們?nèi)毡荆?

　　不可否認，經(jīng)過近30年的改革，中國的國民財富大幅度增長，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很難說一個普遍貧窮的社會和一個普遍不平等的富裕社會哪個幸福指數(shù)更低，哪個更容易爆發(fā)社會沖突。決策層從福利政策上關心弱勢群體，從稅收上適當調(diào)小收入差距，從投入上更多地向落后地區(qū)傾斜，這些都是必要的和明智的。但是，對平等的追求，第一不能極端化，第二不能向下拉。恰恰在這兩個問題上，王朔獻了丑，從一個小說家變成了一個妄說家。

　　社會的平等化，有向上的平等和向下的平等之分。追求平等的革命最容易發(fā)生的問題，就是向下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把人人變成貴族難，都變成貧民還不容易嗎？把個個變成富翁難，都變成乞丐還不容易嗎？把大家都變成有知識的人難，都變成文盲還不容易嗎？而追求平等的改革最難的則是向上平等，是共同富裕，是普遍知識化，把窮人都變成富人，把文盲都變成知識分子，把二流子都變成紳士。我看，王朔宣傳的是向下的平等，不信，你聽他對記者怎么說：“毛澤東這個人不管后面怎么樣，他開始一直堅持著平等。而且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的差別是最小的，在物質(zhì)上、精神上都是最小的，他在精神上給我們奠定了基礎，這個得承認。他最大的歷史功績就是讓知識分子現(xiàn)了一把�！弊詈筮@一句，聽得我毛骨悚然。這就難怪他瞧不起季羨林寫的“牛棚雜記”了，按照王朔的邏輯，牛棚不僅不是知識分子的傷心地，而是偉大平等王朝的紀念堂。

　　在我的閱讀范圍內(nèi)，我還沒有看到任何一個著作家或社會活動家所宣傳的社會平等理想比王朔更極端。所有嚴肅思考的人都知道，平等是一個權衡與交互替代的問題，不是一個絕對優(yōu)先問題。就社會政策而言，自由與平等，或者說，平等與效率，就像人的兩條腿，你不能說左腿一定優(yōu)先于右腿，或右腿一定優(yōu)先于左腿，你邁了這條腿，接著就要邁另一條腿，如果你堅持只邁一條腿，比如平等這條腿，社會就成了瘸子。這就是為什么西方國家要兩黨或多黨執(zhí)政，一個政黨偏向于平等，另一個政黨偏向于自由與效率。只有在制度安排上，自由才優(yōu)先于平等。

　　但是，王朔不這么看，在他看來，平等是絕對優(yōu)先的。他對《三聯(lián)生活周刊》的記者說：“我當然覺得我已經(jīng)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眾生平等這是一切價值觀的前提，自由都在平等之后。”在另一個地方，他又說，“我們‘五四’時把德先生、賽先生請進來，這倆‘人’按價值觀是往后排的，前面‘自由平等’是這個民主和科學的墊底，你沒有平等觀不可能搞技術。”這樣，我們就有王朔式的價值觀排序表：平等優(yōu)先于自由，自由優(yōu)先于民主和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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