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經把“低碳經濟”由一個概念、一句口號推向了前臺，發展低碳技術、選擇低碳生活方式、進行低碳消費已成為各界共識。近期，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副局長汪小亞博士接受《理論前沿》周刊專訪，就主動融入低碳浪潮、加快綠色金融創新發表自己的觀點，她認為：我國大力發展低碳金融和綠色金融十分必要，不僅可以通過參與國際碳金融市場，獲得廣闊的發展機會；同時，也可以通過發展國內排放權交易市場，有效促進國內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理念上：倡導低碳生活和綠色經濟

　　記者：當前，“低碳”、“綠色”這兩個詞匯被廣泛傳播和運用，您能為我們闡述一下它們的準確內涵嗎？

　　汪小亞：其實，從嚴格意義上講“低碳”與“綠色”并不是同一概念。

　　首先，指向不同。“低碳”是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概念。假定氣候變暖，氣候變暖的結果是人類生存危機，如極端天氣增多、海平面上升、島嶼消失、糧食和飲水短缺、物種滅絕等。氣候變暖的原因是人類活動中人為增加溫室氣體排放造成的，溫室氣體主要由6種氣體組成，其中，CO2是主要成分，解決氣候變暖的手段是低碳。“綠色”是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概念。假定人類生存環境在惡化，出現大量廢氣、廢水、廢渣等污染物，導致惡化的主要原因是大規模的工業化、粗放的增長方式、不良的生活習慣等，解決思路是樹立綠色意識，加強環境保護，特別是針對大氣、河流、海洋、綠色植被、動物資源的保護，創造一個宜住環境。

　　其次，影響范圍不同。氣候變暖的影響是全球性的，如某省或某國大量

　　CO2排放對該地區的氣候影響不明顯，而匯積起來很大。而環境惡化的影響是地域性的，如某地區熱電廠較多，酸雨問題嚴重，而距離較遠的地區可能沒有酸雨危害。

　　再者，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不同。溫室氣體排放和經濟發展是正相關關系，因為主要溫室氣體排放的行業是電力、鋼鐵、化工、交通、房地產等各國經濟發展的基礎或主導性行業，故在現有的生產方式下，經濟發展越快、溫室氣體排放量越多。而環境惡化和經濟發展并不正相關關系。只要樹立好環保的理念和機制，經濟發展與環境友好可以同時實現。

　　最后，治理方式不同。對于溫室氣體排放的治理是平衡，即在降低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平衡，既不能為降低排放而犧牲經濟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也不是一味追求高增長而無視人類的共同利益，在低碳和經濟發展之間選擇，對于任何國家都不是一個容易的選擇。對污染物的治理是禁止，各國法律都有明文規定。

　　記者：那么，這兩個概念在實際運用中的交融之處體現在哪里呢？

　　汪小亞：從現實意義上講“低碳”和“綠色”都是一種新的發展模式。

　　其一，“低碳”和“綠色”之間密切相關。首先，氣候是環境的一個重要要素。氣候的不利變化如暴雪、海嘯、颶風等會惡化生存環境。其次，氣候和環境的變化都與工業化城市化密切有關。工業化導致大量排放溫室氣體和污染物，破壞自然界的平衡和循環。如火力發電，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前者是溫室氣體，后者形成酸雨。“低碳經濟”是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經濟發展形態。“綠色經濟”是扣除自然資源耗減價值與環境污染損失價值后剩余的國內生產總值。

　　其二，倡導“低碳”、“綠色”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具體體現。“低碳經濟”和“綠色經濟”都是主張資源節約和保護環境的經濟；都是主張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經濟。是一種新的經濟發展理念和方式。我國各省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的不同所承擔的成本和壓力也不同，通過綠色和低碳經濟發展政策，能引導經濟結構調整和能源消費方式轉變。

　　其三，倡導“低碳”、“綠色”經濟是建設“兩型社會”的具體體現。從“資源節約型”看，倡導“低碳”和“綠色”，就是強調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降低GDP能耗也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從“環境友好型”看，倡導低碳和綠色，就是強調對生存環境的保護，珍惜藍天、青山、綠水。如植樹造林，既能增強森林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又能改造地表結構，防止水土流失。

　　行動上：發展低碳金融和綠色金融

　　記者：對于中國而言，當前的國際市場環境為我們大力發展低碳金融和綠色金融提供了哪些難得的機遇？

　　汪小亞：第一，全球碳交易市場將取代石油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據統計，2005年全球碳交易量和交易額分別為7.1億噸和108.6億美元；到2008年分別上升48.1億噸和1263.5億美元，平均年增長率分別為89.2%和126.6%，世界銀行報告稱，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將達1500億美元，有望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

　　碳交易市場可分為配額交易市場和自愿交易市場。配額交易市場為那些有溫室氣體排放上限的國家或企業提供碳交易平臺以滿足減排目標；自愿交易市場則是從其他目標出發(如企業社會責任、品牌建設、社會效益等)自愿進行碳交易以實現其目標。配額碳交易又分為兩大類，其一，基于配額的交易。買家在“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Cap-and-Trade)體制下購買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賣)的減排配額，譬如《京都議定書》下的分配數量單位(AAUs)和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ETS)下的歐盟配額(EUAs)；其二，基于項目的交易。買主向可證實減低溫室氣體排放的項目購買減排額。最典型的此類交易為清潔發展機制CDM以及聯合履行機制(JI)下分別產生核證減排量(CERs)和減排單位(ERUs)。自愿減排交易市場早在強制性減排市場建立之前就已經存在，主要被用于企業的市場營銷，企業社會責任，品牌建設等。目前雖所占碳交易額的比例很小，不過潛力巨大。自愿市場分為碳匯標準與無碳標準交易兩種。近年來很多非政府組織從環境保護與氣候變化的角度出發，開發了很多自愿減排碳交易產品，比如VIVO計劃，主要關注在發展中國家造林與環境保護項目。

　　目前世界上還沒有統一的國際排放權交易市場，各市場對交易的管理規則也不相同。一是歐盟排放貿易體系(EU-ETS)是全球碳交易市場的引擎。2003年10月25日歐盟建立EU-ETS，其碳產品交易量與交易額一直占全球總量的3/4以上，成為全球最大多國家、多領域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體系。EU-ETS共有上萬家大型企業參與，主要分布在能源密集度較高的重化工行業，包括能源、采礦有色金屬制造、水泥、石灰石、玻璃、陶瓷、制漿造紙等。二是世界各國的其他碳交易市場紛紛出現與快速成長。如芝加哥氣候交易所

　　CCX是全球第一家自愿減排碳交易市場交易平臺，是京都機制以外的碳交易市場；又如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溫室氣體減排貿易體系于2003年1月正式啟動，它對該州的電力零售商和其他部門規定排放份額；加拿大首家CO2排放配額交易機構———蒙特利爾氣候交易所也正式運行。

　　第二，全球碳金融快速發展。碳排放權進一步衍生就是具有流動性的金融資產，故碳交易市場的金融特性非常明顯的，國外實踐表明了這一點。一是參與碳交易的金融機構越來越廣泛。歐洲的清潔發展機制CDM中間商大多是基金公司和銀行，美國芝加哥氣候交易所里3/4的會員是金融機構。二是碳金融衍生產品不斷推出。發達國家圍繞碳排放權衍生出一系列碳金融品種，構建起包括直接投資融資、銀行貸款、碳指標交易、碳期權期貨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來支撐碳金融體系。三是各國爭奪碳交易的貨幣主導權。隨著碳交易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碳貨幣化程度也越來越高，并成為繼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價值符號。有人提出：19世紀形成了“煤炭-英鎊”體系，20世紀出現“石油-美元”體系，未來將演繹出“碳合約-某主權貨幣”體系。可見，在未來國際競爭中，掌握碳交易話語權將至關重要，目前歐元是碳現貨和衍生品交易市場的主要計價結算貨幣，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也試圖將本國貨幣與碳交易掛鉤。

　　記者：國內目前的碳交易市場和金融創新狀況又如何呢？

　　汪小亞：還是比較滯后的。一是在參與國際碳交易市場上，我國碳融資和碳金融服務不足。首先，我國碳排放資源多但沒有定價權。據世界銀行統計反映，2008年我國在CER一級市場交易中的份額達到84%，2002~2008年全球66%的CER供給源于我國的CDM項目。但由于碳交易議價能力弱，沒有定價權，我國目前仍處于全球碳金融交易鏈的低端。我國缺乏統一有效的碳交易市場和成熟的金融中介。近年來，在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山西等12個省相繼成立了環境交易所，但由于缺乏統一規劃、分散談判，使中國企業在碳交易中不具備價格方面的話語權，目前我國在碳減排額主要通過一些國際碳基金、世界銀行等中間機構進入國際市場，國內價格遠低于國際價格，而且人民幣被排斥在碳交易的計價結算貨幣之外。其次，在碳融資和碳金融服務上國內金融機構參與不足。近年來，國內已有部分商業銀行開始通過不同方式涉足CDM項目和其他碳減排項目的融資，如興業銀行與國際金融公司(IFC)簽訂切入了中小企業的能效融資項目；農業銀行專門投資銀行部與多家企業達成了CDM項目合作意向書；中國銀行、浦發銀行等推出CDM項目開發咨詢服務、項目融資和碳交易衍生品等。但我國金融機構參與碳金融的深度和廣度有限，發展緩慢，商業銀行以發展碳金融為目的、為企業做財務顧問或進行融資的案例較少，在為碳減排項目提供直接融資、參與國際碳交易、為企業CDM項目獲得聯合國專門機構認證提供咨詢服務等金融服務尚處于空白狀態。更缺乏碳掉期交易、碳證券、碳基金等各種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服務支持。

　　二是在培育國內排放權交易市場上，金融產品創新和政策激勵不足。首先，國內排放權交易市場發展緩慢。我國排放權交易市場及產品逐步形成，已開展國內碳交易和其他排污交易品種。但交易品種少、市場規模小，特別是因減排交易品種的污染特性以及環境管理體制的塊塊模式使其難以跨區域交易，而且排污收費機制不健全，導致環境交易市場發展緩慢。其次，金融支持環保的產品和工具缺乏。近年來，金融部門積極推進“綠色金融”機制，加大對企業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的金融支持。人民銀行將企業環保信息納入企業征信系統，督促企業提高環保意識；興業銀行加入了“赤道原則”；各政策性和商業銀行紛紛制定專門綠色信貸政策和設立綠色信貸部門。保險監管部門在積極開展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等“綠色保險”試點工作。“綠色證券”機制正在探索建立上市公司環境績效評估制度和信息披露的監管機制。但是，目前綠色金融仍是以信貸為主，直接融資比重小；融資方式除流動資金貸款、項目貸款外，其他形式鮮有涉足。第三，金融支持環境保護的政策激勵不足。對綠色金融的利率補貼、稅收優惠、風險補償等激勵政策不足；對綠色企業上市發行股票、公司債、企業債融資的扶持政策不足。

　　政策上：鼓勵低碳金融和綠色金融創新

　　記者：國內金融機構應從哪些方面加快低碳金融和綠色金融的創新力度？

　　汪小亞：在信貸方面，可結合我國到2020年的總體碳減排目標，針對不同行業制定不同的強減排要求，承諾達標企業獲得融資；將排放權減排額作為抵押物，來為環保企業進行融資；開辦專項治理節能減排技術改造和設備升級換代的項目貸款業務；開辦排放權交易購買方專項貸款。例如，浙江省積極引導金融機構開展排污權質押貸款業務，成為低碳經濟領域一個金融創新產品。截至2009年末，浙江省已有10個市的25個縣(市區)開展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占全部縣的28%，排污權交易542筆，交易金額1.54億元，而浙江省排污權質押貸款余額9824萬元。

　　在中間業務方面，可利用商業銀行下屬的金融租賃中心或者與專業租賃公司合作，為CDM項目提供設備融資租賃服務；可憑借信息優勢，作為CDM項目的咨詢顧問，協調項目發起人、國外投資者、金融機構和政府部門之間的業務關系；發揮托管各種基金的經驗優勢，參與托管正在快速成長并大規模進入我國的碳基金等業務；積極推動保理融資工具在節能減排項目融資中的應用。鼓勵金融機構為排放權交易提供賬戶便利、研發支持和中介服務。積極推動民間機構、中介機構以及具有減排技術認證能力的第三方機構的發展。

　　在發展直接融資方面，可支持符合條件的環保企業或項目發行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資產支持票據等債務融資工具籌集發展資金。采取多種優惠措施，鼓勵私募基金、風險投資、社會捐贈資金和國際援助資金加大對環境保護和節約資源的資金投入。

　　記者：在加大排放權交易的政策扶持方面，地方政府可以有哪些作為？

　　汪小亞：地方政府一是應推動建立綠色信貸擔保制度，通過財政資金擔保杠桿，放大環保信貸的投入規模。二是應設立專項基金，投資于環保企業或為環保企業提供優惠借款。對環境保護和節約資源設施建設、環保設備投資提供中長期優惠貸款制度。三是應綜合運用財政貼息、費用補貼、稅收優惠等多種政策方式，合理分散金融機構加大對環境保護項目融資支持的信貸風險。

　　此外，還可以考慮充分運用國際金融組織對環保項目的資金支持。目前，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亞洲開發銀行等多個國際金融組織都成立了相當規模的環保項目基金。加強與這些國際金融組織的合作，已成為各國推動本國金融支持環保體系發展的重要途徑和手段。加強與國際排放權交易機構的交流合作。（記者 姜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