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為一個大的發展中國家，實際上已經致力于避免全球氣候變化變暖，也可以在這個過程中發揮領導性的角色。”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在3月21日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上如是說。

　　曾擔任英國政府氣候變化及發展經濟學顧問、現任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格蘭瑟姆氣候變化與環境研究所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教授，也在會上表達了“中國在發展的轉型過程中可以扮演領導角色”的看法。

　　另外，“中國在全球低碳技術的分享、技術轉讓方面，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尼古拉斯·斯特恩說，“中國在制定五年計劃的時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很多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時，并沒有充分考慮本國的承受能力，也沒有充分估計他們的計劃會給其他國家帶來難以承受的負擔，所以導致“國家之間有很多的猜疑和不信任。”

　　劉遵義說，目前在減排方面面臨非常嚴峻的任務，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必須分擔這種責任。

　　然而，分擔責任需要一個“共同的行動綱領”，在劉遵義看來，這個“共同的行動綱領”就是要找到一條“中間道路”，簡單地說，這條“中間道路”就是一種共同協議。

　　“我們需要這樣一個全球的協議來避免氣候變化，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單獨完成這樣一個目標，這樣的協議需要大家以一個平等的方式承擔各自的責任。這是一個共享的任務。”

　　然而，在本來被寄予厚望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似乎成了一次“推卸責任的大聚會”。“非常失望”尼古拉斯·斯特恩對哥本哈根氣候峰會的批評異常尖銳，各談判國之間互不信任，甚至有“人多嘴雜”的嫌疑，“192個國家的代表聚集一堂，很難有實質性的進展。”

　　但在他看來，哥本哈根氣候峰會的貢獻是“設置了談判的平臺”，以及“每年必須從每個國家籌集到1000億美元，國際顧問委員會也獲得了新的融資手段和渠道。”

　　其實，“哥本哈根協議”從一面世就不斷受到質疑。“一些發展中國家說他們被發達國家誘導到這個會議上，是被設了圈套，怕中他們的埋伏。而且發達國家是想設定一些能夠有法律效力的協議，發展中國家必須要遵從這樣的協議，他們認為這是不可接受的。”

　　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召開前的2009年11月25日，在溫家寶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中方第一次以約束性指標的方式宣布，到2020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40%—45%。

　　“中國在減排目標方面展示了非常強的堅定性和決心，代表發達國家說話的人不一定了解中方做出的這種承諾。”尼古拉斯·斯特恩說。

　　正如尼古拉斯·斯特恩所說，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正在進行著積極的努力。從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委托該部總工程師萬本太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0年會上做的演講來看，中國的努力還是有理由成為全球減排“領導角色”的。

　　周生賢認為，在“產業結構調整、消費水平升級、環境問題轉型”的大趨勢下，在環保問題上，無論是思想上還是行動上都要有足夠的應對準備。”

　　中國政府歷來高度重視環境保護，把保護環境確立為基本國策，把實施可持續發展作為國家戰略。進入新世紀，把環境保護擺上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到2020年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和消費模式；加快推進環境保護歷史性轉變，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并重、同步和綜合；從基本國情出發，積極探索中國環境保護新道路。

　　周生賢認為，中國的環保新道路，從探索過程看，具有繼承性和創新性，每一個創新都是對過去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升華；從探索重點看，具有多重性和階段性，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探索重點；從探索內涵看，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是一個海納百川、高度開放的系統工程；從探索任務看，具有長期性和前瞻性，要求著眼長遠，從根本上扭轉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趨勢；從探索途徑看，具有實踐性和針對性，必須立足當前，解決現實環境問題。(記者 岳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