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7時37分報道，聽證會，在過去幾年里一直是中國政府管制改革和行政法制建設領域的關鍵詞，但目前正面臨著嚴重的公共信任危機：“作秀”、“逢聽必漲”、“被代表”，公眾對聽證會制度的有效性、公正性以及存在的必要性產生了懷疑。就此，國家發改委連續一周，以“專家系列談”形式，連發6文回應“聽證會”質疑。

　　在百度里輸入“2009 水價聽證 質疑”幾個詞，僅用0.07秒時間，便能搜索到66萬個相關頁面。2009年，幾乎所有大中城市都進行過的水價聽證會以及由此產生的種種怪象一次次把發改委和“聽證會”推到了風口浪尖。

　　價格聽證屢遭質疑：對基本水價，老百姓有意見，這個9噸(標準)，老百姓認為應該提升到12噸。

　　代表身份惹人爭議：這個身份本身就不透明，什么身份的人去參加聽證會？能不能真正代表廣大勞動人民呢？

　　我的價格誰來做主？聽證會正式參加人應到人數30名，實際代表到會人數26人，超過三分之二，符合政府聽證辦法的規定，可以開會。

　　聽證價格如何產生？實際給自來水、污水調了多少錢？應該向老百姓講清楚。

　　為何越來越多的聽證會變成不折不扣的“聽漲會”，消費者的信任是否能繼續？聽證制度下如何產生價格？重重疑問等待答案。

　　老百姓對聽證會意見多，最多的莫過于認為政府召開聽證會是“作秀”。有人在報刊上撰文提出：“聽證會還是不要召開了，除了浪費納稅人的錢以外，不過是給漲價這件事穿上一層民意的外衣”。那么，聽證會究竟有沒有存在的必要？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楊宏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價格聽證會是在市場體制下政府進行價格管理非常重要的一種形式，發達國家普遍采用價格聽證會。

　　楊宏山：對于那些重要的、與老百姓息息相關的公共服務項目，在其價格變化時，人們普遍采用價格聽證會這種形式讓各方的意見都得到充分反映。然后，政府作為超然于各方利益之上、平衡各方利益的角色，綜合考量有關各方利益，最后做出明確決策。發達國家普遍有價格聽證會，英國、美國、法國都有這種形式。

　　在聽證會制度發源地美國，一般聽證會分級數而有不同，比如國會聽證會、市政府聽證會、區域聽證會。據紐約中國廣播網臺長程蕙介紹，大多數聽證會都與公共事務有關系。

　　程蕙：大到地區開發、學校的教育政策，及當地公共交通費用怎樣運作等等都要舉行聽證會，主要是反映人民的意見和想法，來決定這些公共事務要不要進行。紐約地鐵每次漲價必經過公聽，就是民眾在區域里參與公聽，然后將意見提交紐約市議會，再由議員進行最后表決。

　　既然都是聽證會，都是就公共服務價格調整進行聽證，為什么我們的聽證會屢遭質疑，不完善之處究竟在哪里？

　　市民：實際給自來水、污水調了多少錢？應該向老百姓講清楚。

　　《價格法》實施以來，中國各級價格主管部門已召開上萬次價格聽證會。聽證的最終結果絕大多數是漲價。至于為什么漲價，漲價后的錢用在哪里，卻不一定能說清楚。因此，有人認為聽證會其實就是“漲價會”，只是漲多還是漲少，一次漲還是多次漲的差別。發改委解釋，漲價主要原因是中國資源性產品和公益性服務長期實行低價政策。楊宏山認為，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價格上漲確實有合理性。

　　楊宏山：經濟在發展，物價水平也在適度上升，各種作為公共服務的資源要素價格在上漲，在這樣的過程中，并不能因為價格上漲就否定價格聽證會的合理性。

　　新加坡傳媒電臺王帝聰介紹：在新加坡，一般水電費上漲也沒什么好商量，而交通費用漲價時，如果民意反彈太厲害，就暫時先擱置，但總的趨勢還是上漲。

　　王帝聰：水電費上漲是沒商量，除非是民生反彈太過厲害，或許會稍微回調。交通費漲價，百姓可以向路交局反映。但是他們有一套5年或10年的總體藍圖，慢慢增加費用。如果民意反彈太大，這次可以暫緩，但可能明年后者再往后會執行。(價格)總體上是上調趨勢。

　　同樣是漲價，區別究竟在哪里？楊宏山表示，關鍵并不在于漲還是不漲，而是在于價格聽證過程中，各方意見能不能在決策過程中得到充分體現？

　　楊宏山：經常看到在聽證之前預設一個、兩個或三個方案，而我們僅僅是選擇某一個方案，真正價格聽證制度不應該只做選擇題，還應該有填空題。原來規定的這個方案是不是能調整呢？決策的過程中是不是真實聽取了各方意見呢？

　　另外，價格聽證會要想服眾，其代表必須真正具有代表性。2009年各地召開的水價聽證會，多次傳出“只有一名聽證代表反對漲價”、“低收入群體代表一個也沒有”、“聽證代表產生程序不合法”等聲音。有人質疑，聽證會代表究竟是怎么選出來的？老百姓的意見是否“被代表”？發改委解釋，消費者參加聽證會，產生程序有兩種：一是消費者自愿報名、隨機選取，二是由價格主管部門委托消費者組織推薦產生。楊宏山表示，在聽證代表甄選上，不能讓消費者協會全權負責，政府部門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

　　楊宏山：消費者協會在甄選(聽證代表)過程中，如果存在運作不規范，甚至對個人身份的識別出現問題，人們會把責任怪在政府部門身上，所以政府要強化自身對于消費者代表個體的甄別，而不能讓消費者協會單方面遴選，甚至是協商式產生。

　　同樣也舉行價格聽證會的新加坡，聽證代表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王帝聰：一般市民都可以參與(聽證會)，但是不同業務領域的代表以指派的方式參加，企業服務部門會受到政府的指示參與會議。參與會議的人來于普通領域，蠻廣泛平均的。問題都可以即興提出。

　　楊宏山認為，一個好的、讓老百姓滿意的聽證會，不但其代表要具有廣泛性，更重要在于，信息公開、接受監督、陽光下運作。

　　楊宏山：代表的信息要公開，因為既然是聽證會，這些代表都代表著一方的利益，社會公眾會找到他，把自己的意見反映給他，這樣也能使人們去識別這些代表的身份，有助于進一步完善聽證代表的甄別機制。這個信息公開比什么都重要，信息公開是陽光下的運作，是保證聽證制度接受各方監督，有效運作、非常重要的基礎性的內容。(記者馮雅 田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