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轉“地上”緣何屢屢夭折

　　山西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薄生榮說，30年來，山西產業結構調整走出了一條“逆調整”的軌跡：表現為第一產業發展過緩，第二產業發展畸形，第三產業不足。在一段時間內，除了挖煤別的就看不到了，山西進入煤炭小循環的誤區。陷入了“資源詛咒”(指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或地區因過度依賴資源而導致經濟落后)。

　　“所以，山西的調產不是一開始就成為問題，也不是最近才有轉型的呼聲。”薄生榮說，“山西在資源大省里是醒得最早、行動最早的省份，早在1979年，受薄一波在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影響，山西就明確提出進行產業結構調整。”

　　1980年7月，山西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山西能源基地建設計劃綱要》(草案)并報請中央批準。由此，開啟了一個對山西經濟產生深刻影響的能源基地建設時代。

　　山西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潘云說，當時的口號是有水快流。出現了許多鄉鎮和村辦煤礦，目的是以煤補農，加快農村經濟發展。

　　1993年，山西省把調整產業結構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提了出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煤炭市場出現了問題，1999年山西全省的財政收入出現了負增長，在全國的位次滑至倒數第一。

　　1999年11月底，山西省召開了調產進程中一次里程碑式的會議———運城調產會議。隨后，在1999年12月的省委七屆九次全會上形成了以經濟結構調整為中心，改革開放為動力的決策。山西省產業發展思路的一致性保持到2002年上半年。

　　下半年開始，盡管山西省委、省政府還是保持原來的調產方向，但隨著煤炭市場的好轉，下級執行部門開始出現問題。根據“2005年山西省藍皮書”分析，2004年山西全省利潤增長率在一倍以上的大型企業全部是煤焦鐵企業。

　　薄生榮說：“山西調產屢屢受挫，內因是三次產業結構演進不協調，經濟起飛的跑道越來越窄，缺乏有預見的宏觀產業導向，對全國快速增長行業參與不足。

　　潘云說，市場環境建設也滯后，調產不是在某一產業做個大的企業就一蹴而就，而需要培育中小企業群，才能帶動一個產業的振興。

　　煤老板投資農業的源動力

　　30年來，特別是自2001年煤炭持續漲價后，在暴利的驅動下，各種資金開始鉆空子，甚至不惜花費“黑錢”非法“買礦”或“賣礦”。

　　由此帶來的礦難頻繁，省長走馬燈似地換成為山西人心中永遠的痛。山西干部形象地概括了小煤礦的“四大害”：破壞生態、浪費資源、草菅人命、腐蝕干部。

　　從全國抵制帶血的煤炭到山西不要帶血的

　　GDP，2009年4月開始困擾山西多年的煤炭資源整合，以“國進民退”的方式，出人意料地高速推進。

　　去年8月末，“山西小煤窯經濟終結”等話題成為輿論報道熱點。

　　10月26日，經國務院批準，國土資源部等12部門要求在2010年繼續推行煤、鐵、銅、錳在內的15個礦種礦產資源整合工作。山西推行的整合小煤礦模式或在全國范圍內得以推廣。

　　“當時煤炭生意好的時候，就總覺得這么高的利潤是不會持久的，心里不踏實。”山西山寶食用菌生物有限公司董事長李秋娥很早就有了危機感，開始琢磨其他出路。2006年開始累計投資1.8億元種起了食用菌，并上馬了食品加工項目，開發出36種凍干菌類方便食品。

　　九牛寨奶業有限公司周光亮說，2003年壺化集團辦起奶產品加工的初衷是，政府號召效益不錯的企業要承擔社會責任，針對當時企業所在地壺關縣奶農融資難、賣奶難，壺化集團出資300萬元為農民擔保，一頭牛擔保1萬元貸款，奶農只需要出資幾千元，就可以得到奶牛，后來為了包銷牛奶，集團將收購的奶拉到太原廠家代加工，到2005年才投資建廠。集團的要求就是在解決農民就業難，增收難的前提下維持自身良性發展，不對其作經濟效益的要求。

　　筆者調查顯示，煤老板投資農業基地、農場、養殖場和農產品加工企業基本源于三個原因：一是煤老板出身農民，覺得放心、靠得住；二是煤老板富了后有回饋父老鄉親的“榮譽情結”；三是政府引導的結果。

　　基于這種現狀，如果煤老板把投資農業像當作其他消費一樣一擲千金，在后續相關配套無法保證的情況下，其效果可想而知。

　　賈明進說，農業屬于弱質產業，受自然和市場風險雙重影響大，周期長、利潤薄，需要大量占用資金，特別是流動資金涉農企業項目建設中，往往對固定資產投資給予重視，出現一些投資規模較大的企業，但對后續經營中所需要的流動資金認識不足，導致項目建成后，發生了流動資金不足被迫停產或季節性生產，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再好，經濟效益無法保證，結局肯定是開花無數，結果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