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國內很多城市水價上漲后，深圳終于啟動了水價上漲的聽證程序，前日召開了水價調整聽證預備會，21日開正式聽證會。預備會提供了四套備選方案，與去年的出租車調價聽證會相似的是，消費者代表不僅對方案的內容有異議，而且對這種基本沒有價格討論過程、預先提供備選方案的方式表示了質疑。

　　去年國內一些城市陸續上調了水價，有不少人對此發表了許多批評意見，特別是一些城市借公用事業改革之機將公用事業打包承包給了某著名外資企業，或者干脆民營化，導致城市用水的價格決定權旁落，城市政府失去了對公用事業價格的干預權。從公用事業本身來說，由于涉及幾乎全體市民的切身利益，以及企業單位的經營成本，所以價格調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絕不可依某人、某部門甚至某企業的意志來決定。因此，公用事業的價格問題其實也是一個民主行政的問題，價格的調整過程也是民主行政的過程，應以最大的程序正義來保障全體市民的利益。

　　聽證會當然是符合正義的程序之一部分，但絕不是全部。如果僅僅依靠聽證會來決定價格，恐怕難以實現正義。如果僅僅將聽證會當做一種貌似符合正義的形式，那就更難保障了。在深圳的歷次聽證會過程中，基本是由主管部門拿出了比較具體的方案，市民基本上只能在這些方案中選擇，也就是說價格是否調整是由主管部門和相關經營單位此前已經決定好了的，市民在聽證會的參與只不過是就方案的內容討論，最多也就是對原方案做些不大的調整而已。比如去年的出租車價格調整，結果不過是簡單調整了公司和司機之間的利益分配，市民所得實惠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樣的結果本就不需要開什么聽證會，只要公司和出租車司機之間協商一下就可以了，這樣的結果不僅浪費公共資源，而且也忽悠了市民和市民代表一把。

　　由主管部門行使價格制定權的做法是違背市場經濟原理的，也不符合公用事業的價格原理。公用事業的價格形成有一個過程。首先在決定是否收費、是否調整時，須經由更具權威性的機構來組織、討論和決定。市民或者市民代表在價格形成之前就應當參與進來，市民在這個程序過程中的參與是最重要的，因此不能在這個重大決定的程序過程中排斥市民參與。其次，由于牽涉全體市民的利益，所謂的權威性機構應當是該市的市民代表機構，也就是地方人大。由地方人大組織相關的討論和聽證過程，可以排除部門和經營單位的利益考量，甚至可以遏制部門利益和企業利益最大化的企圖，可以保證討論和聽證過程符合程序正義的原則，也能夠使討論具有更大的代表性。

　　作為公用事業，其經營狀況也應當向人大和主管部門報告，接受人大、審計單位的定期和不定期審計，從而嚴格監督其經營管理情況，防止公營部門出現違規違法經營、隱瞞或夸大真實成本以套取政府補貼、管理層揮霍浪費等情形。因為內外部環境變化造成經營成本變化時向人大和主管部門申請調價，經過人大組織的論證程序后由人大決定是否調價。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香港的城巴和港鐵向交通運輸署申請調價的新聞，而經過立法會的辯論之后它們的申請常常被駁回。換言之，在香港，公營部門的公共消費品價格不可以隨意變動，需要經過立法會的辯論和表決。

　　公用事業改革已經開展了十多年了，學術界在這個領域也產生了許多研究成果，發達地區也有成熟經驗可以借鑒。公用事業涉及全體市民的利益，市民對此的關心乃至批評都是正常的利益表達。不過怎樣才能讓市民享受更優質、更優惠、更衛生快捷的公共服務，還需要在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務的理念上有所提高，探索更符合程序正義的公用事業管理模式，特別是公用事業和公共服務也應根據程序正義原則探索價格形成機制，這顯然不是一次聽證會可以完成和代表的。　　　　　　　　（肖俊）